常识和科学跨学科.docVIP

常识与科学(2003年11月10日在浙大临水报告厅的演讲)叶航：这场报告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先生以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汪丁丁。报告形式仍然是对话。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和汪丁丁的一贯倡导分不开。对话，是一种前苏格拉底的思考方式，它可以使概念、关键词在多重角度上同时展开，便于激发学者的思维，也便于听众更好把握学术报告的思想，从而更清晰揭示出柏拉图意义上的“概念”，以及赫拉克立特意义上的“logos”。所以，我们的学术报告会是互动的对话，既有学者的对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参与对话。汪丁丁：我先说一下，毕竟我在这里已经教了2年多的书，而陈嘉映来这里对话是第一次。对话的“logos”是一个没有讲完的主题，就是时间是多向度的而不是物理时间的展开，这个要回接到伯格森和詹姆士的生存哲学。 今天我专门带了一本书，这是陈嘉映今年3月份出版的《语言哲学》。 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词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译本里首先出现的。后来嘉映的研究开始向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转换，他在《读书》上已经写过文章了。我手上这本书比较通俗，比较适合我读，在这本书的最后我读到里面的一些话，我觉得这本书还真是没有选错，因为里面的观点和我当时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论道》都不一样了。比如关于“不可思议和可思议”、“逻辑的和现实的世界”，观点几乎都不一样。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表明为什么是“心仪已久”。下面嘉映说话。陈嘉映：这种对话形式是我一直想做但做得很少，喜欢思想的朋友在一起说话，这样的形式特别好。但今天这个话题是我在电话里匆忙告诉丁丁的，内容还没有仔细说。常识与科学，相信这个话题会有很多人感兴趣。我大致是这样想的，常识是一方面，哲学是一方面，然后科学又是一方面，这三种东西听起来都有点不太一样。所谓常识就是一般性的叙述，比如说小说、历史这种写法，哲学是另外一种写法，科学就更不用说了，科学著作又是一种写法。写法不同，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结论可能不一样，我们面对这些结论就要想到底是谁对谁错。举一个老掉牙的例子，我们看到太阳在转，但天文学告诉我们是地球在转，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太阳是不转的。又比如我们会爱会恨，有些人善良，有些人慷慨，有些人自私，道金斯就会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它就是很自私的这样一种东西。哪怕你舍己利人、舍生取义什么的，你背后基因的选择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哲学家的观点当然也非常多，比如说有一个“我”以及我之外的外部世界，那么贝克莱就会说实际上就只有心灵，根本没有外部世界，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赫拉克立特、巴门尼德这些人。我们觉得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运动的，有些东西是静止的，那巴门尼德就会说一切东西都是静止的，像芝诺悖论，而赫拉克立特就会说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诸如此类。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哲学和科学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些和我们常识的结论不一样的东西。现在的人可能对科学比较相信，哪怕科学说的和我们平常的结论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科学是对的。但读到哲学的时候恐怕就不一定了，我们不知道哲学家的奇谈怪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我在想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和我们的常识不一致？哲学又在什么意义上允许和我们的常识不一致？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比较突出，和现在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两种文化之争”，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争论。这个争论首先起始于50年代，到了90年代中期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50年代有一个学科学的人斯诺，在剑桥有一个讲演，《两种文化》，当时所谓的人文主要是指文学，他当时是代表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进行置疑和批评。因为在当时的大学里面文学教授都是很骄傲很自豪的，其实是看不起科学的，觉得学科学的就是没什么文化的，和技术工人差不多，懂点小专业，既不懂莎士比亚也不会引用荷马，怎么算懂文化呢？这些技术你可以在高中或者中专里面学到，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斯诺就是代表科学家对这种风气提出挑战，他说你们学文科的这些人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而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到处是科技的成果，人们生活在科技的世界中，所以科学家应该有更高的地位，而科学在大学里也应该有更高的地位。此后大家就都知道了这场争论，这个形势也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愿望。而当你们懂事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学电子的、学生物的或者学理论物理的，我们原先认为是工科的东西，基本上是一门手艺，这些东西已经在大学中确立了地位，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尊重；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古典文学的，那大概就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大概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欧美知识分子的圈子，情况还不至于这样。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人文知识分子手上，因为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