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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重视“大学精神”建设 　　大学作为人类知识的传播之地，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者，并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承担着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肩负着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任务，促进人类幸福的巨大荣誉。 　　“精神”一词虽然被我们广泛运用，但其意义也同样存在着模糊性、混沌性。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精神”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二是指宗旨、主要意义。我们所说的“大学精神”指的就是第二重意义，即通过关于大学产生、变化以及沿革的历史考察，发现大学的真正旨趣和意义价值所在。 　　一、大学精神与人类理想 　　大学作为人类知识的传播之地，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者，并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承担着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肩负着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任务，促进人类幸福的巨大荣誉。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大学的精神，首先从人类终极理想层面去审视它的内在含义是其必然的要求。 　　在现代，社会大学素来享有“学术殿堂”的美誉，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尊敬与推崇。究其原因，大学生在大众眼中被视为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人类终极价值的典型代表与先锋力量。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至真、至善、至美”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并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西方自古希腊时期起，上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历康德、席勒、黑格尔，下承哈贝马斯等，都充分肯定了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具有无限趋向和接近“真、善、美”的可能性;而在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整个教育理念就是以“仁”为核心，要使人称之为圣人、神人，即为有德性的人。 　　柏拉图认为，理性（智慧）是一个人灵魂中最高尚的部分，对智慧的培养成为教育活动的终极目标。“智慧”（sophia）在柏拉图时代并不是指现代意义中的知识、智力、技能体系等十分复杂的系统，而是哲学（philosophy）。哲学家就是智慧的化身，应当成为“理想国”的国王，即“哲学王”;一个国家只有由哲学王来统治才能造就一个分工有序、人民各安其业的理想的国家。柏拉图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指出知识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学者。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则是虚无飘渺的，它是“理念世界”的投影;而“理念世界”才是真正真实的存在，真正的“真”同时必然是善的、是美的。因此，真正的智慧并不等于某种专门性的技能或才艺，而是对“理念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真、善、美”的认识，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表现。柏拉图对教育理念的卓越贡献也正在于此，是他第一次把“真、善、美”作为人类终极理想与高等教育的宗旨等同起来。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一样高度重视教育，但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更注重现实的经验知识。一方面，他认为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一切事物中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把教育区分为“偏狭的教育”与“自由的教育”两类。“偏狭的教育”指的是某种专门性技能或手艺的培养教育;而“自由的教育”则教授的是那些陶冶心灵、养成德行和供闲暇时理智享用的“自由的学科”。“闲暇”的真实涵义在于人精神的愉悦与灵魂的净化，在于一种有德性（virtue）的生活。而且他所谓的“自由的学科”如诗学，最终都归向于德性，德性是人类生活一切目的中的终极目标。因此，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与柏拉图一样，把至善与教育理念紧密联结在一起。 　　“真、善、美”作为一种终极价值，虽然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具有不同的涵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是它们作为一种指引性的精神力量之于人类的生活，其地位几乎可与宗教的信仰相比肩。高扬“真、善、美”的人类终极理想并把它与高等教育“捆绑”在一起，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大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而这些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学者和学派中也能体现出来。孔子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在儒家看来，“仁”就是社会的终极真理，“仁”就是善，“仁”也表现为“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就教育而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此，朱熹注解道：“大学教人的方法第一应当用功，使得自己明白仁义礼智固有的德性。第二应当推己及人，使得天下的人革除旧时恶习，也有维新振作的气象。第三应当使得己德没有不明，民德没有不新，脚跟立定在极好的地位，不被外界引诱。以上诸事，就是大学的纲领。”其中，“德”字贯穿在全部三个要点之中。因为“仁”与“德”自古以来都是我国教育及学者关注的重点，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作为一种人类的终极理想，我们很难用简短的概念来界定“真、善、美”的涵义。如果孤立地去看待“真、善、美”，片面地理解它们的涵义，那么，就难以恰当地理解大学的精神。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古希腊人对灵魂的崇仰正是昭示了对人精神力量的肯定。在近代，马克思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根据唯物主义辩证观，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