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追求的是独一无二.docVIP

工匠追求的是独一无二 　　作为与文化创意沾点边的人来说，我真心希望每个人自己的历练和想法，能够首先像一双无形的工匠之手那样把我们每个个体打造为一件件独一无二的工艺品。 　　6月上旬的一天正午，毒辣的太阳正高高地挂在蓝天上，广州和佛山交界处的泌冲村被烤得冒出热气。位于珠江西部水系中央的金沙洲泌冲，背靠着浔峰山，面对着江水。在一条短短五百米的堤坝上，堆放着一捆捆密密麻麻的藤条。堤坝两边红砖厂房里头，传出各种机器在打藤时发出的“啪啪”声音。几乎两个世纪前，这个西江水系交汇点，是中国藤业的发源地。在最辉煌的1980年代，这里几乎是中国制藤业的核心地带。 　　“南海和泌冲本地人已经没有人亲自做藤了，一般都是四川或者广西的工人愿意帮忙打藤。”一位专门负责藤条加工的工厂负责人这样跟我说。在几米之外，几个汗流浃背的赤膊男工人正在把一捆捆的藤条从卡车上拖下来，汗水溅落在堤坝的水泥地上，一滴一滴洒落在滚烫的地上，然后马上蒸发掉。“做藤越来越不好做了，现在市场不好，也许再过几年这条堤坝上的做藤工厂都要消失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和家人早已习惯了在炎炎夏日睡在藤席上，摇着葵扇，听爷爷奶奶坐在藤椅上讲述遥远的故事。在炎热潮湿的广州，想象一下没有藤具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怎样过下去。然而吊诡的是，中国原产藤条并不能够制成藤具，几乎所有好的藤都来自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在印尼宣布停止出口原产藤之后，中国的藤加工业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市面上出现了可以取代藤的物料，做藤慢慢变成了一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的藤厂宣告转型，或者干脆停止制藤。在金沙洲和黄岐，翻天覆地的地貌诉说着这里的故事：越来越多楼盘在这里拔地而起，各种密集社区正在进入这片土地，昔日遍布大街小巷的制藤工厂步步退却，萎缩到如今看到的堤坝上，再往后退就是一片河水了。 　　在天天都看到人们热烈议论“工匠精神”的日子里，我不由得想象出这样的一幅景象：手工艺人在日复一日地打造同一件物品，几十年如一日，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一辈子专心做好一件事”成为了朋友圈很多艺术类公众号被转发的内容。如果比照这个愿景，泌冲一带的造藤业无疑是一个反例。劳动密集型的手工艺转型成为工匠精品，实属不易，笔者继续走访了其他几个行当的师傅，他们年龄都不超过30岁，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其他同行都标准化了才是我们的机会” 　　走进张伟潮父子在村里的小小工作室，我就被这里的“龙气”震慑住了。这位28岁肤色黝黑的肌肉男是全广州为数不多的龙船头手艺人，每逢端午前夕都是他最忙的时候，五月初五广州各大河道鞭炮齐发，蛟龙也在四处穿越。这些代表着不同村落，各有特色的龙船，最突出的部位就是各有特色的龙船头了。广州天河东部水域各村的龙船头，几乎全部都出自张伟潮的手笔。 　　“你来得不是时候，现在可是最忙的了。”张伟潮坐在村里自家三楼的天台上，一边用喷漆给龙头喷上金漆，一边这样跟我说。龙船青年的身上总有一股傲气。不愁没单接，事业还在起步阶段，是他给我的一种感觉。 　　从一块没有任何形状的樟木，到栩栩如生的龙头，张伟潮必须用四天四夜的时间，一步一步从雕刻，打滑到上漆慢慢打造完成。然而在端午节前夕，很多村突然要临时增设龙船数量，于是加班赶工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我见到张伟潮的那个下午，他在之前的晚上已经加班到了凌晨3点多。“无论多累，都要按时交货，而且保持质量！”这位一边拿着喷枪一边帮龙头上漆的小师傅这样一边干活一边不时跟我说一句话。 　　在很久以前，广州并没有“龙船头师傅”的概念。那个时候，几乎每一条村都有端午龙船景仪式，但是负责制造龙头的师傅多数是由本村木匠兼任，“龙头师傅”行当几乎没有。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距离较远的各村之间几乎没有研究各自特色的意识，“大众款”成了很多村落共同拥有的龙头风格。 　　到了互联网时期，很多村民开始注意到各个村之间一些老龙船都各有特色，相反到了1980年代之后制作的龙头却几乎一模一样，失去了特色。人们开始重拾自己村落的传统龙头。相比起顺德和广州城西的城中村，东部村落的龙船队更加偏向体积较小的龙头，而顺德等地的龙头则更加威武显眼。这是因为东部龙船要在更广阔的水域上颠簸和比赛，船身一定要够轻盈。而在西部水系，扒龙船的村落更加注重各种龙船景和传统仪式。 　　张伟潮对广州各村的龙船头风格非常熟悉，全年365日几乎都在帮广州乃至番禺和香港的龙船龙舟队制造或者修理龙头，三班倒熬夜已经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一部分。从3岁多开始，出生在黄埔区大沙村的张伟潮自小就浸淫在龙船活动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化中，先是喜欢在父亲的木工家当中拿工具做龙船模型，之后就直接开始尝试自己雕刻龙头。从来没有接受过美术系统教育的张伟潮对于雕刻龙头的各种细节有自己的一大套理论：龙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