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自云“素痴”，谁解其味？.docVIP

张荫麟：自云“素痴”，谁解其味？ 　　张荫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他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文笔优美，论述流畅，特色鲜明，不仅是历史系学生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史学爱好者口口相传的畅销读物。 　　张荫麟37岁就因病去世。他像一颗流星，短暂而耀眼。直到现在，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束炫目的光。 　　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当年，就在《学衡》发表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毫不留情也毫无畏惧地和史学大师梁启超唱对台戏。接下来的几年，他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严谨扎实，见识不凡。1929年，张荫麟从清华毕业，此时他在历史学领域已声誉鹊起，而他并未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而是选择赴美深造。在斯坦福大学按计划读完四年后，张荫麟回国任教于母校清华。“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极为欣赏和器重这位年轻博学的史学新星，誉之为：“庚子赔款之成绩，即在此人之身也。” 　　说张荫麟是史学天才，当不为过。但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天才，在其它领域则可能表现出惊人的愚笨与无知，张荫麟也不例外。张荫麟耽溺书海，钻研学问，无暇也无力去通晓人情世故。对此，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干脆取了个笔名曰“素痴”。因不谙世故，不娴人情，被世人目为“素痴”，当然并非好事，但张荫麟既然执着于求知，醉心于学问，那也只能“痴”心不改了。 　　学痴 　　自17岁给梁启超“纠错”后，张荫麟又多次撰文和一些史学大家商榷。 　　冯友兰喜欢谈抽象，张荫麟对此不以为然，就说了个“笑话”给冯友兰听： 　　柏拉图一次派人到街上买面包，那个人空手而回，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又说，你就买个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再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 　　张荫麟以一个“笑话”讥刺冯友兰的“抽象”，可谓亦谐亦庄，四两拨千斤。冯友兰虽然不服，却无言以对。 　　顾颉刚因“疑古”而暴得大名，张荫麟却对顾颉刚的“疑古”提出质疑： 　　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齐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而已。 　　张荫麟指出，顾氏“疑古”的结论，来自“默证”（“默证”是指“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而西方历史学家早就说过，“默证”只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经过细密的论证，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其一系列的论著中过度运用“默证”，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靠。既然顾颉刚“疑古”的结论十分可疑，他借此获得的名声理应大打折扣。 　　20世纪初，郭沫若也是历史学重镇之一。张荫麟尊重这位历史大家，但也曾撰文指出郭沫若译著、论著中的错漏与缺陷。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一再撰文批评不止一位学术前辈，在众人看来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张荫麟这样做，不是想通过“酷评”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学问上的“洁癖”，看到错处，必欲指出而后快。在张荫麟眼中，只有学术的硬规矩，哪管学界的“潜规则”。当然，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显露了他身上的那股“痴气”。这股“痴气”蕴含的正是一种真诚与勇气：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钻研学问，坦荡无私。 　　张荫麟认为，阻碍中国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碍是“三讳主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文章中，张荫麟痛批“三讳主义”；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将“三讳主义”这个障碍一脚踢开。他给“尊者”“亲者”“贤者”指错，表明了他试图挣脱“三讳主义”的勇气和决心。 　　书痴 　　张荫麟沉迷学问，无暇交游，再加性格内向，朋友少之又少。不过，一旦有幸成为他的知交、密友，与他的交往又那么不拘形迹，忘形尔汝。 　　张荫麟和吴晗是同事，两人的研究室只隔一道墙。有时张荫麟读书累了，就找吴晗聊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脚架在桌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吴晗倦了，径自休息，张荫麟则自作主张帮吴晗改文章，改毕，还帮他投稿。吴晗开玩笑说他好为人师，他则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你去年选我的课，我不就是你的老师吗？ 　　一次，张荫麟和吴晗逛书摊，吴晗看见一本《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版本罕见。张荫麟不由分说一把抢了过去，吴晗也不愿错失宝贝，两人争了半天，张荫麟提出用十种明清文人作品集交换。回去后，吴晗找张荫麟要书，结果张荫麟在书架挑了半天，怎么也舍不得，只拿出两本书应付吴晗。一开始，吴晗也恼怒张荫麟的“自私”与“小器”，但后来还是原谅了这位密友。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