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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自己找到该蹲该站的地方 　　目前活跃于大银幕的内地一线小生，无一例外是学院的产物。根据时代流行的审美，他们从万千考生中被挑选出来，接受表演及成为明星的栽培，自入行开始便被赋予很高的期待。资金和注意力堆积在他们身上，以至于成名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市场会用精密的计算来决定他们的价值。 《春光乍泄》 　　与他们同时代的台湾演员张震，则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向――非科班出身，开悟于片场，所饰演的角色，无论纯情少年还是王侯将相，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阴郁;在娱乐市场如此喧嚣纷繁的当下，他却潜入角色，尽量拒绝不必要的干扰，一个例子是， 《一代宗师》 上映前，很多媒体用“复出”来形容他的再次出现，而那几年，为演好一线天，他入了师门，每天在北京的小树林里练6小时八极拳。 　　25年来，在最优秀的华语导演的作品中，张震贡献了可圈可点的表演，有些形象早已被奉为影史经典，如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里的小四，《春光乍泄》 里的张宛， 《最好的时光》 里的一人分饰三角。 　　人们在对科班与非科班培训系统下诞生的明星进行比较时，标准一直在博弈。正因看多了字正腔圆的吐字和剑拔弩张的表演，观众才会对另一种个性化的、精雕细刻的表演产生期待，这种期待是相互参照而又实时变化的，会让人舒服，也会让人厌倦。演员需要在流动的节奏中恰如其分地出现，这是打动观众的前提。 　　张震告诉 《绣春刀》 导演路阳，他的梦想是在台湾的山谷里买一个村子，当个道士。他经常被拿来与梁朝伟作比较，在他身上，最接近梁朝伟 （以及张国荣） 的，可能是有着同一种精纯的质地，或者就当下影视圈而言，是一种稀缺的腔调。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仍有很多未被开发的地方。他想拍更多好作品，这不可避免会让他更深度卷入当下的电影市场，但这个市场里既没有杨德昌，也很难复制十年磨一剑的神话。如何转换此前积累的神秘感，选择合适的露面频率及场合，既可以自处又获得自由，可能是他的新挑战。 “那我就去拍吧” 　　“他3岁时，演过我的小孩。”台湾老牌演员张国柱说，儿子张震首次“触电”那晚，剧组熬夜，要拍他时已是后半夜了，他在现场睡得正香，张国柱把他挖醒，“那个年纪的小孩一般比较任性嘛，可他好像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没哭没闹，煞有其事地开始工作。” 　　1978年，台湾还是“二秦二林”时代，银幕上大多是琼瑶式的、有闲阶级的浪漫爱情片。29岁的张国柱教了7年书、当了一年兵，已经成家立业。小儿子张震两岁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又有序地发生，直到飞腾公司筹拍《欢颜》，找到他，请他出演男主角。 　　体育系毕业的张国柱，上大学时曾兼职拍过几支广告，但没想过做演员。飞腾公司那句“立志拍一部跟时代划清界限的电影”打动了他，《欢颜》成为他的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1979年在台湾上映后，得风气之先，不仅捧红了胡慧中，还将插曲《橄榄树》唱到了刚刚开门看世界的对岸。 《刺客聂隐娘》 　　第二年，在电影《三角关系》中，因为剧情需要一个小孩，3岁的张震在“不明就里”中，贡献了首次演出。 　　“他小时候很活泼，全身都圆，有时在家会裹条毛巾、躲在纸箱子里，好像在演什么。可是哪家小孩不这样呢？”首次“触电”后，有朋友向张国柱提议，不如让张震去当童星吧，但做父母的想得长远，不为所动――谁能保证他将来一定能做这个呢？曾经有个小童星，演过侯孝贤的戏，后来学坏了，在监狱进进出出，侯导还去劝过，但很难救回来。“一当童星，功课基本就荒废了，那个年代，有些层次的父母不会希望孩子做这个。” 　　1990年，杨德昌导演筹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制片余为彦找到张国柱，“三四年前拍《暗夜》时见过你儿子，算算年纪，大概13岁，跟小四相仿，能不能见一见？” 　　那个年代还没流行海选和试镜，主要靠圈内人推荐。约在朋友开的花店，张国柱带着张震去了。余为彦清楚地记得，那天张震背着书包，戴着近视眼镜，安安静静的。他颇为满意。张国柱也很高兴。杨德昌对电影充满理想主义，演他的戏能学到东西，更是件荣耀的事。 　　张震却不表态。隔了一个礼拜，余问张，“怎么样，他的意愿是什么？”张国柱回家追问，张震才勉强答应下来。 　　“那我就去拍吧，他说。他的性格是比较曲折的。”张国柱后来总结，不直接答应，也许是张震心中有个推脱――“是你们要我去的，弄得不好可不是我的责任。” 　　1991年7月，《牯岭街》上映，拿下多个重量级的电影大奖。金马主席、影评人焦雄屏回忆，当年她是亚太电影节主席，5个评审，《阿飞正传》和《牯岭街》二比二打成平手后，她投了致胜一票;金马奖最佳影片，《牯岭街》和《阮玲玉》打平（当年入围的是《牯岭街》《阿飞正传》《阮玲玉》和《推手》，水平相当高的一年），最后一票在王小棣手上，她投给了《牯岭街》，“杨德昌连续两天拿了两个大奖，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