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李延国.docVIP

我的哥哥李延国 　　十多年前，广东作家李兰妮写了一篇《推独轮车的少年》，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这是一篇关于报告文学作家李延国的素描。 　　李延国是我的胞兄。我们兄妹六人，他排行老大。 　　大哥少年时代，命运多舛。1954年春节，父亲刚40岁，就因肺心病早逝。 　　当时的家中非常困难，安葬父亲的棺木无着落。 　　父亲在世时略懂一些医术，平日给乡亲们看些小病，也从不收费，落下个好人缘。 　　乡亲们闻听父亲过世，纷纷凑钱为父亲买棺木。每有乡亲上门送钱，身穿孝服的大哥便跪地叩谢。那年，他11岁。 　　当年的这一幕，会否永远留在大哥的记忆中，并成为他后来励志的一幅画面呢！ 　　一个寡母，6个未成年的儿女，未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母亲经常到村外伏在父亲的新坟上，哭诉内心的悲伤。我们兄妹虽然都还年幼，但都懂得了家里的变故，变得特别乖。作为长子的大哥主动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并安慰母亲：“妈，有我呢，地里的活儿我包了！” 　　这是一个11岁儿童的承诺。 　　这年夏天，大哥小学毕业。 　　大哥向母亲表示，不去考中学了。母亲虽没有上过学，但上过扫盲班，能读书看报，明事理，坚持要哥哥去考初中。她对大哥说，你若能考上，我就能供你读完;如果不去考，长大了你会埋怨妈妈没给你机会。 　　大哥应妈妈之命，去城里参加了考试。他进了考场，只写了一篇命题作文――《记我的一位老师》，以此感恩曾帮他交过书本费的杨老师。至于其他科目他都交了白卷。 　　大哥回到了家，胸有成竹地开始修理父亲生前用过的一辆独轮车。他默默地选择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 　　听母亲讲，第一次麦收时，大哥整个人站在麦地里只能露出半张脸。麦田离姥姥家不远，当姥姥得知她的外孙要推着麦捆路过她的家门口时，特意用毛巾包了一个玉米饼子，站在家门口等着。当时的独轮车都是木轴，每一家的独轮车在行进的摩擦中都会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亲人远远就能分辨出来自田野的呼唤。父亲在世时，车都由父亲来推，姥姥早已熟悉了那“吱嘎――吱嘎――”的车轮声。当独轮车吱吱嘎嘎的声音由远而近，姥姥睁大了眼睛也看不到她的外孙，只见满满的一车麦捆在缓慢地蠕动，只见麦捆不见人――外孙的身躯太小，被车上满载着的小麦捆挡了个严严实实。白发苍苍的姥姥，泪水潸然而下。 　　这就是“推独轮车的少年”！ 　　今天城里11岁的孩子们被父母千娇万宠，而我的大哥似乎已被童年遗忘，因为父亲的早逝，每日与他为伴的是锄镰锨镢和独轮车。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总是打着赤脚。 　　冬去春来，天气乍暖还寒，刚化冻的田野凉如冰板。麦苗刚泛绿色，大哥从那时起就开始打着赤脚去锄麦子，赤脚一直打到白露时节种麦子。 　　种上麦子，天已经很冷了，母亲就给大哥一点钱，到集上去买一块生猪皮，回到家后，大哥把生猪皮剪剪裁裁，然后用细麻绳缝成一双“猪皮靴”，在我们老家管这叫“绑”。里面塞进麦草，又吸潮，又暖和，又耐磨。整整一个冬天，大哥就穿着它起早贪黑去运肥、压沙、换土。到开春锄麦时，这双“猪皮靴”也磨透了，他的赤脚生涯便又开始了。 　　那时，大哥上工回来，经常是脚上血淋淋的;那时，他的某个脚趾甲被路上的硬物掀掉，回来自己涂上“二百二”（红汞），包扎一下，第二天又推着车干活去了。 　　若干年后，在一次兄妹聚会上，我们又聊起了往事，大哥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十个脚趾甲都被掀掉过。”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1958年，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公社要村里再派一些劳力去百里外的邻县修水库。村里派上了大哥并通知立即到公社集合。妈妈得知后，从炼钢工地上跑回来，含着眼泪找村支书说：“我家旗子（大哥乳名）才是个15岁的孩子呀！”村支书毫无商量的余地。大哥安慰妈妈说：“妈，不用担心，我行的！” 　　天已深秋，大哥还打着赤脚，妈妈便凑了点钱，拉着大哥到供销社买了一双力士鞋。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大哥第一次买鞋。 　　大哥在水库工地吃了不少苦。寒冬腊月，挖掘水库坝基，冰水刺骨，未成年的大哥下到冰水里挖掘泥沙，因此落下了严重的静脉曲张。 　　第二次县上修水库，又要从村里抽调劳力，但有个条件，就是家里要有独轮车。那时的独轮车比之前的木轮进步了一些，轮子已经改为橡胶轮胎，但有些人家还是买不起。我们家倒是有一辆，可因为缺钱，一直买不起车轮胎，母亲说：“没车咱不去了，我绣花添补点，日子还能过下去。”大哥说：“修水库挣工分多一点，您就少熬点夜吧。”大哥在母亲不舍的泪光中，再一次推着小车走上了修水库的工地。 　　大哥身在工地，心里却挂念着家挂念着母亲。 　　有一次，工地水库改善生活，每个民工分了两段烧鲅鱼，大哥自己不舍得吃，想到母亲和弟妹常年吃不到鱼，便连夜往返20多里地，把两段鲅鱼送回家。 　　在生产队时期，大哥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