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青的生态正义.doc

当代文青的生态正义 焦守红 (湘南学院中文系， 湖南 郴州 ) 内容摘要：社会生活的全面市场化构成了当下文学生存的基础维网，商务精神的灌养促使新的文学品种价值奠基，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市场在特定的语境中转换为文学的载舟之水，时尚青春文学不再是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孤立景观而具有了特别的生态含义。本文将从文学生态正义的角度梳理时尚文青与市场的特殊关系，进而叩问其财富显秀所带来的“生态熵”。 关键词：生态正义　文青　文坛　市场　 问题的提出 生态正义(ecological justice)是生态学的一个术语，原指在生态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让所有人对生态环境都负有相同的责任。本文借指在文学生态建设中坚持公平、健康和统筹的原则。当代著名评论家杨匡汉先生认为，文学的生态正义表现在不以一种文学吞并另一种文学，不以单色替代多色，不以孤芳独美自矜而以“集众芳为美”，不因文学外部的强势力量影响而焦虑妥协、无所适从。[1] “时尚文青”是对本世纪初崛起的以“80后”为领军、以市场为创作大本营的青春文学写手的统称。据《中国图书评论》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的《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载，作为图书市场的新起之秀, 时尚青春文学已连续四年创下了文学史上尚无先例的畅销记录。六年来时尚文青并没有象以往许多专业作家起步时那样“强行进入名声摇摇晃晃的门槛，而名声却犹如一个主动送上门去的无耻女人”一样主动投入了他们的怀抱。时尚文青滥生于市场，滥长于市场，向来被文坛视为文化的洪水猛兽的市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转换为时尚文青的载舟之水，使青春文学不再是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孤立景观而具有了特别的生态含义。鉴于新青春文学展示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学生态特点，本文将从生态正义的角度对时尚文青与市场的特殊关系进行梳理，同时解析时尚文青财富显秀导致的文学及社会文化熵的增值。 一、文学与市场关系变迁史略 “过去千百年，文学在中国虽然香火隆盛，洋洋大观，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不能使人以此为专业谋生”[2]，评论家李洁非说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从“五四”时期开始这一非职业的性质得到全面改写——“新文学”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一脚踏进了市场的河流。“我国现代作家基本是都是在市场中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3]，蒋光赤凭着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严肃文学一度成为上海的首富，鲁迅辞去教育部的职务后完全靠市场出书，“五四”白话革命的最终胜利得益于对手迫于市场地位考虑的全面降幡。新中国成立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态处境，是被作为“文化资源”安排在一个个“单位”“供养”起来，作家们在国家付费的写字楼里从事着纯文学创作研究，作品的生产出版仰仗于体制, “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报刊作为主流文学的载体和作家的生存依托一直延承至今,这些情况表明，半个世纪以来体制文坛是在国家提供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保障之下才不必依赖江湖市场。 历史的镜头摇向现在，市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以光怪陆离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精神视野中，金钱构成了文学创研竞争的强力，市场作为文学背后垂帘听政的主宰，与文坛相互渗合，“文学尽管仍然葆有各种抽象的美学意义，但就其现实的运转方式而言，已被纳入市场和消费领域，再伟大高尚的作品，也必须面向购买和流通；那种与社会需求无关的阁斋写作再也没有生存之处”。[4]传统意义上舞文弄墨的“君子之雅”被遣作历史的记忆，清明自守的文坛丧失了独立身份而易帜为“文化市场”，文坛与市场的关系变得不过象精品店与大众超市的关系一样，前者变相经营精神商品，后者堂而皇之经营物质商品，“任何一本书，如果不对拥有数量和智力的大多数人说话，都是一本愚蠢的书”。[5]这是文坛身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巨变。再看市场方面，当今市场也不再是纯粹的物质商品市场，昔日的文学精英一百只哈蟆四百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般游弋在文学与市场之间，一面充当着文学的传播者，一面充当着文学的经营者，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文学商。由于文学生产力的介入，各级商业集团正在演变成一个个文化集团，市场身份在当下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正因为文坛与市场双双向着对方的痒处延伸自己的触角，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昔日“远离市场”的文学工作者就成了市场的合谋，我们曾衷心拥戴的文学精英们的对市场文化的保持警惕的操守就成了文坛流行的控制思想制高点的策略或者时尚——“当人们得知真理是一种人为的设置的时候，当人们得知那些起源和必然性都是一种理论的假设的时候，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就将发生深刻的及至根本的改变。”[6]市场与文坛的关系尤如是，在只应该展示“真”的地方，人们却只一味地寻求美，“青春文学应该远离市场”如果不是有意作秀，至少也是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