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研究.doc

2.文本世界的生成与李商隐诗歌的解读 2.1 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 文本世界理论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或语篇分析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或语篇分析的着力点是文本本身，而文本世界理论却提出了“文本世界产生的二重来源，即认为文本世界既源于文本或语篇的内在属性，也是参与者在理解文本或语篇时的心智表征”（梁晓辉、刘世生 2009：17）。Werth（1999：87，329）提出文本世界由文本驱动而且文本世界是语篇所描绘的情景以及次级世界由角色所创建。Gavins（2007：46）认为第三人称过去式可以创建文本世界以及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构建认识情态世界（2007：128）。这些都表明了文本世界的文本或语篇的内在属性，即文本世界是由文本或语篇本身所确立的（梁晓辉、刘世生 2009：19）。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强调“文本世界是说话人或听话人记忆或想象中对事物状态的概念化”（Werth 1999：87），由参与者记忆中的经验或他们所产生的想象来提供具体内容（Werth 1999：87），人们从语篇中构建文本世界（Gavins 2007：35）等等，这些体现了文本世界理论关于文本世界产生的第二个基点，即“文本世界是由语篇参与者所建构的”（梁晓辉、刘世生 2009：19）。梁晓辉和刘世生（2009：20）更倾向于参与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文本世界“是读者或参与者一接触到文本或语篇就会积极构建的空间”的观点。文本世界理论关于文本世界建构的二重来源为文本“自治”（autonomousness ）和“他治”（heteronomousness）的研究方法的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自治”与“他治”源自于Stockwell（135-136）。所谓“自治”是指在语言学框架内对文本所进行的描述，不参杂任何读者因素在其中。所谓“他治”则是指结合读者因素在内的对文本的分析，其中包括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拥有的知识、经验、记忆、感觉和感情等。“他治”的文本分析路径强调读者的动态参与，突出文本参与者，尤其是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重视语境的作用（Stockwell 2009：136）。从文本的“他治”的研究角度来看，文本世界是读者和作者互相“协商”（negotiate）的结果，是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他治”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一个特定文本的建构，同时更关注影响该文本生成和接受的各种语境因素”（Gavins 2007：8）。“他治”的研究方法与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认知诗学强调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主观能动性，着重表述读者思维和文本及其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2.2 李商隐诗歌文本世界的“他治”研究 根据“他治”的研究原则，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世界既是文本本身所确立的，也是读者所创建的，是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和文本世界生成的外部因素的结合，而且文本世界建构的二重性可以直接导致诗词主题的正确诠释和解读。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主要是文本驱动因子（text-driven factors），而生成的外部因素则是文本驱动下的读者和诗人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文本驱动因子为本文首次提出，它源于文本世界理论的文本驱动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xt-drivenness），这个原则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路径，使语篇参与者在参与每一个语篇世界时能够对他们庞大的个人知识量进行控制和筛选，使其缩小至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领域（Gavins 2007：29； Stockwell 2002：137）。在对语篇进行处理和加工时，语篇参与者的被激活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是有选择的。语篇的在线处理和理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由语篇世界生成的文本来限定。在中国经典诗词中，文本驱动因子是文本本身所提供的、使背景知识的搜寻和查找聚焦在某个或某些特定方面的语言和推论信息，它们的作用是激活、提取和选择长时记忆中与诗词主旨相关的语境知识，从而为文本世界的生成提供一个入口路径，准确地说，文本驱动因子就是通过选择或缩小语境知识来提示诗词主旨、帮助形成正确文本世界的词语或诗句，和诗词的“诗眼”有重叠之处。文本世界理论是一个“语境相关”的理论，语篇的直接外在环境和语篇参与者的背景知识都会对语篇加工过程产生影响。读者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背景知识来解读中国经典诗词实质上就是读者与古代诗人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Werth（1999：149）认为语篇发出者和接受者的语境总是有些不对称，所以双方就会进行“协商”（negotiate）以便建立一个一致的认知语境，这是构建“共同场”（common ground）的部分过程。对于“共同场”，Werth（1999：49）的定义是：在语言交际中“所有被表达出来并被默认的命题以及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被一般常识或共有知识所激活的命题”。Werth（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