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直译意译之争解说.ppt

在这之前把翻译体简单地定性为“是倾向于比较直译的文体”。这不是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在暗示，译文是来自直译或比较直译，无意之中抬高直译，而贬低了其他翻译方法。 读者对译语文字的评价，并非来自对直译/意译这类翻译方法的认识，而是来自对译文汉语可接受度的判断；而译笔是否走直译之路，更是译家自由选择的结果。 对“未来的译者”而言，如果把以直译为核心内容的翻译体作为学习和实践的必经之路，负面作用无疑过大。 有强化直译、矮化其他译法之嫌，对语言文字审美亦有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容易形成以外语来观照汉语的心理暗示。 同时，造成初学者不去思考、研究可以直译的与不可以直译的、该直译的与不该直译的、以及如何做到直译、如何摆脱直译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把直译强调过头，“如果说汉语连它的形式，也就这样要被同化为英语，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界定，这样的译文有可能是翻译，关乎‘原文’，有翻译的必要吗？……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算是自己的语言的主人或守护者呢” ？ 另一方面，对翻译初学者而言，“原著→翻译体→母语”这条路也并不好走。绝大部分初学者一旦提笔直译，译文注定僵死在键盘之上、稿纸之中。 结论，两句话。读者对译文的基本要求，简言之，文通字顺。至于译者是通过直译还是意译，抑或其他翻译方法做到的，他们并不关心。直译/意译之争，切不可无视这个常识和出发点。 参考文献[1]蔡新乐.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村上春树著、赖明珠译.挪威的森林（二版、下）[M].台北：时报文化. 2003.[3]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4]高宁主编.日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5]高宁.翻译教学研究新探[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6]耿智、曹山柯.直译法的必备条件[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9)：45-46[7]黄灿然.给未来的译者[J].人民文学,2013(1).[8]黄力游、林翠芳. 天声人语集萃2[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9]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10]芥川龙之介著、高慧勤译.蜘蛛之丝[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3.[11]梁晓声.译之美[M]//本社编.作家谈译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2]潘文国、谭慧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3]潘文国.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J].中国外语,2009(5)：98-105[14]徐一平等.中日对译语料库[DB].北京：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2003.[15]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今富正已.中国語?日本語翻訳の要領[M].東京：光生館，1973. 谢 谢！ 　　　问题的实质，其实是直译的概念问题，即什么是直译。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按照原文语序翻译。  “各级语言单位在组合中的排列次序。如语素在合成词中的排列次序，词在词组中的排列次序，各个成分在单句中的排列次序，各个分句在复句中的排列次序，各个句子在句群中的排列次序，各个句群在语段中的的排列次序等”  从译学角度看，无疑与翻译单位密切相关。如果以字词为翻译单位来把握直译，就是逐字逐词的直译；如果以词组为翻译单位来看待直译，直译的弹性明显变大…… ，直译是可以分类的，分类的基础是翻译单位。  　　　在译界，尤其是日汉翻译界，也包括日本的汉语翻译家，对直译的理解往往落在最小翻译单位之上，有把直译绝对化之嫌。 　　 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巴赫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凭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林少华） 　　　 玲子姊把自己的吉他从吉他盒里拿出来，坐在天色已经有些暗下来的檐廊，确定乐器的情况后便慢慢地弹起巴哈的赋格曲。细腻的部分刻意慢慢地弹、或快速地弹、或尽情挥洒地弹、或敏感用情地弹，这各种声音令人依恋地清澈传进耳里。弹着吉他时的玲子姊，看来就像在望着自己中意的衣裳时的十七、八岁女孩子一样。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