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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失败的京都议定书 文·（英国译·平仑）Dieter Helm 　　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是全球唯一从法律上要求各国减排的全面条约。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成本，但它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明显。碳排放总量依然保持上扬。 　　京都议定书不起作用的原因在于它的体系结构。它是基于生产过程中的碳减排，而非消费过程中的碳减排；它是以欧洲视角来制定的碳减排方案；它对于全球煤炭问题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它要求一些国家减排而另一些国家则不需减排，从而导致搭便车的情况。这些深层缺陷导致这一议定书无法减缓排放的增长，更不必说降低碳排放量。幸运的是，其他自下而上的方法保留了前进的希望。 　　缺失的碳足迹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理念是发达国家对发电站、工业设备等碳排放源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设定上限；发展中国家则只需要采取措施而不必设定上限。作为整体，到2012年，全球碳排放总量应该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约5%。 　　京都议定书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并不考虑碳足迹——碳消费。通过观察所消费的每件商品和服务中所含的碳，是测量一个国家的（或个人）碳足迹的最佳方法。全球变暖并不会因国界而有所区别。如果一个美国的消费者购买了一辆汽车，其钢铁无论产于美国或中国，对于全球碳排放而言，无关紧要。 　　碳生产与碳消费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以英国为例：从1990年到2005年，它的碳生产下降了约15%；但是一旦将进口物品中所含的碳进行计算，碳消费则上升了19%。从京都议定书的角度，这是一种胜利；对气候变化来说，这则是一场灾难。 　　随着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出口能源密集商品至欧洲和美国（这四者的GDP总量约占全球50%），导致了表面上欧洲的碳排放在下降，而全球的碳排放却在上升。 　　欧洲在履行京都议定书的道路上一马当先并不令人惊讶。碳生产目标早已变得相对容易达到，并使得欧洲看起来做得很棒。但是碳生产下降的真正原因并未给我们太多值得庆祝的理由。 　　欧洲的绿色政策只起到了少量的作用，而经济危机则使得碳生产的下降更为容易。2008年的欧盟气候变化方案只注重于短期。它计划到2020年，使欧盟的碳排放减少20%，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20%，能源效率增加20%。这一方案的效果几乎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一小部分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上——风能、屋顶太阳能、生物质能。 　　这些措施原本是为了加强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然而，这一机制目前只形成了短期的、波动的低碳价，而非欧盟所需要的中长期的、稳定的且不断上涨的碳价。欧盟所有措施（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净效果是抬高了能源价格并降低了欧洲的竞争力，而对缓解全球排放则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全球煤炭消费占比仍在上升 　　引起全球碳排放不断上涨的真正元凶——煤炭——则完全被忽略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能源需求迅速增长的背景下，煤炭占全球一次能源的比例也从25%上升到现在30%左右。 　　中国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煤炭国际贸易量的比例达到了令人惊愕的50%。其他各国的煤炭情况则各不相同。美国的碳排放已经开始急剧下降，好于在过去的五年中危机重重的欧洲。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全面影响，美国正在将发电和工业用煤转向天然气。后者产生更少的污染物，碳排放只有煤炭的一半。 　　由于美国当前的天然气价格大约只有欧洲的1/4，甚至比中国还要低，在不需要任何激烈的能源或气候变化政策情况下，其经济也正越来越依赖于天然气。页岩气使得美国自身的能源密集型工业的竞争力大大提升，很多工业已经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讽刺的是，这些重新回到美国的工业将推动美国碳生产的增加而减少中国的碳生产。 　　在欧洲，讽刺的意味则更浓——许多国家正在从核能和天然气转向煤炭。德国已决定弃核，同时，德国正在增加现有燃煤电厂的发电量，并建造燃烧褐煤（污染最严重的煤炭品种之一）的发电厂，德国正在大踏步地离低碳发电模式而去。由于整个欧洲低廉的煤炭价格，以及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价格低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天然气市场的份额正被不断地挤压。 　　影响气候变化政策 　　京都议定书的拥护者争辩说这些问题是临时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他国家将加入，并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碳生产上限，届时碳生产和碳消费之间的差别将不再有影响。撇开事实不说——即至少在2020年前，京都议定书不会有更多的进展，而且随着排放总量一点点堆积起来，我们没有空间继续等待——我们为何仍然要对京都议定书的演化过程存在信心？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架构依赖于各国为排放总量设定上限并遵守它们，但却面对着巨大的搭便车诱惑。京都议定书类似于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如果每个国家都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大家的境遇都会更好，但每个国家都希望搭别国（成本和努力）的便车。 　　例如，一些国家的排放设定了上限，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结果是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