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咏怀古迹五首》.doc

也來談談《詠懷古跡五首》 白敦仁 杜甫自唐肅宗乾元三年(759)十二月自同谷（甘肅成縣）入蜀，至代宗大歷三年(768)正月出川，在四川生活了十個年頭（按周歲計為八年）。永泰元年(765)，五十七歲的老詩人離開成都，第二年，大歷元年(766)春夏之交來到夔州（四川奉節縣），在夔州住了一年零九個月。從離開成都算起，竟拖了兩年零七個月才出川。這段時期，北方有僕固懷恩的叛亂，四川有連續三年的崔旰之亂，而吐番又多次進擾。詩人在其《宿江邊閣》中寫道：「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反映了這動亂的時局和詩人的痛苦心情。就夔州這個小環境而言，在人事關係上也極不痛快。《久客》詩云：「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而夔州又是一個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的地方，風氣閉塞，經濟文化落後，詩人在此，不免產生殊鄉異俗之感。《戲作俳偕體遣悶》詩云：「異俗殊可怪，斯人難並居。」《南極》詩云：「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群。」《最能行》云：「此邦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疏北客。」總之，這是一個「形勝有餘風土惡」、「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的偏遠、落後山區。處在這樣的環境裡，詩人的心情是十分苦悶的。這一點，陸游《老學庵筆記》有一段極其深刻的概括：「少陵天下士也」、「蓋嘗慨然以稷契自居」。「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余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乎，辭之悲乃至是乎！荊軻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戰爭、羈旅、貧困、寂寞、衰老、疾病並於一身，但他那憂國憂民，欲濟時艱的素志並未泯滅。然而青壯年時期的雄心銳氣，漸化為蒼勁、深沉，奔進的激情也漸為寂寞的深思所代替；於是懷古傷今、念舊懷人、愍亂憂生，去國思鄉之感便成了夔州詩的常見主題。如果說，歷史是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則詩人此際的詩心已經深深地沉入到歷史長河的最深層次，他的詩篇，就是遺留在河床底面的、被滾滾激流沖刷出來的巨大痕跡，看著它，你會想起當年那股時代的洪水，你會沉思。這是老杜夔州詩永恒的生命力所在。為了更真切地領會《詠懷古跡》五首的深沉內容，我認為，簡單地概括一下夔州詩的這一特質，決不是無關緊要的。 一 《詠懷古跡》五首，是夔州詩中的名篇之一。關於這個題目，前人頗多異說，大抵「因古跡而自詠懷」（黃生）這個說法較為符合實際。這是由五首七律組成的連章組詩，順次寫到庾信、宋玉、明妃、先主、武侯及其在江陵、夔州一帶的遺跡。詩人回顧自己一生的坎坷經歷，深有慨於人世相知之難，借古事以自抒懷抱。第二首的「深知」二字，是全篇的眼目，是貫串整個組詩的中心線索，詩人的感慨是遙深的。 第一首是五章的總冒，庾信流離江陵，嘗誅茅宋玉之宅，其生平與詩人自己尤多類似之處，故因詠懷而首及之。 詩的前四句是詩人自己入川前後生活經歷的總概括。曰：「風塵」，曰「天地」，錯文互補。意言無論東西南北，充塞於高天厚地間者，惟有澒洞之風塵；而自己則支離、漂泊於其間。仇注云：支離，「此詩作流離之意」，「公避祿山之難，故自東北而西南。」王嗣奭云：「自蜀言之，則中原皆東北。」大體得之。 三、四句落到目前夔州的處境。「三峽樓台」，「五溪衣服」，就詞藻表面好像十分華麗，按之實際卻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虛幻的設色，其作用有點類似於「以樂景寫哀情」的。所謂「樓台」，絕不是什麼「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的「樓台」。它只不過是一些架構在荒坡之上的簡陋木樓，粗惡的土台而已。「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岩」（《贈李十五支判》），就是所謂「樓台」的真實寫照。元稹《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自成四首》云：「平地才應一頃除，閣欄都大似巢居。」自注云：「巴人多在山坡架木為居，自號閣欄頭也。」老杜《中夜》詩：「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雨二首》：「殊俗狀巢居，層台倚風湍。」這些所謂「樓台」，實際上就是元稹說的那種「閣欄頭」。「五溪」即《後漢書》所謂「五溪蠻」，指辰州一帶的少數民族。「衣服」，即《後漢書》所謂其人「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彩衣服」的「衣服」。換言之，「猶左衽」也（王嗣奭）。二句中「淹」字、「共」字應特別注意。「淹」，久留也。杜甫離開成都，本意急欲買舟東下，而人事牽連，在夔州又留滯了下來；久留在這「形勝有餘風土惡」的三峽，虛度了許多日月；其朝夕所與「共」處「雲山」者，都是一些「殊俗自人群」的少數民族，以視當年「昔游與高李，晚登單父台」（《昔游》）的情境，何啻天淵之別？二句寫峽州風土人情，極為出色，所謂能狀難狀之景，言難言之情的。 五、六句述漂泊、留滯的緣由，用雙管齊下之筆，明寫自己，暗中己帶進一個庾信，最是手法高妙處。庾信《哀江南賦》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無賴，猶狡猾也（見《史記?吳王濞傳》注）。陳寅恪云：「羯胡指安祿山，亦即以比侯景也。杜公此詩，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