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与傅山.doc

王铎与傅山——行草四题 梅墨生 一明代万历(1573--1620年)至崇祯(1628--1644年)的七八十年间，“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1]，真个是“举国如狂”，一片混乱。明清之交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剧烈变革、人才辈出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叠，使得士林与山林人物莫不笼罩在一种忧患的氛围中。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考验面前，历史选择了不同人物，不同人物也选择了各自的历史。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另署烟潭渔曳。河南孟津人。明天启(1622年)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溢文安。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别号极多。山西阳曲人。工书画印，精医。明亡后，隐居侍母，行医济世，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康熙中征博学宏词科，被强异至京，以死拒。授中书舍人，仍托老病辞归。王、傅正是此际的两位遭际与襟抱殊为相异的人物。但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如何，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均能以翰墨传名于世。作为17世纪民主主义的思想先驱，傅山在明亡以后，一直以遗民自居，高蹈遗世，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因而倍受后人钦仰，书法为世所重，理之固然，他的著名书论宣言“四宁四毋”，无疑更增大了他的书法影响。而曾任明朝东阁大学士，在南京陷落时却降清出仕的王铎，自然要被世人轻视甚或唾弃。然而，虽然他身为贰臣，政治上“大节有亏”，书法声誉却未稍减，遗墨亦倍受后世珍赏。不妨援引清代杨钧《草堂之灵》中《记觉斯》的一段话，或可作注:与郎园闲谈，邮园问日:“世间魔力何者最大?”余答日:“笔墨最大”。故赵孟颊，王觉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 ?? ?自书石湖等五首诗卷(局部)王铎（插图）明季书坛，一派帖学天下。晚明董其昌造“平淡”之极，随后因袭风盛，书法日渐萎靡。逮及清初，康、乾二帝推重赵、董，朝野效法，概莫能外，造成了书法自身生命的低落。一时间，有识之士纷纷崛起，各树大纛，举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反叛董、赵“正统”的旗帜。这一旗帜是由王铎揭其竿、傅山扯其旗的，在纷乱的书法时代，高扬了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创造精神，对于此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不可轻忽的深远影响。清代梁献认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显然梁氏把张瑞图算在此内，而未及傅氏，大概是因为他尚未看到傅山美学思想的冲击力与革命性。? ? 二刘熙载是主张“书如其人”的，他认为:“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2]。显然，王铎与傅山的草书都不容易划到“温醇”与“秀颖”两类中去。王铎书法风格的主调应该属于“沉毅”一类，傅山书则近乎“历落”。按照互为因果的道理，王铎就该是书中之“骏雄”，傅山自是“畸士”了。启功先生就曾盛赞:“(王铎)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并有句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3]持此论者，无独有偶，沙孟海先生也曾说:“(王铎)在于明季，可说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4]林散之先生更认为他“自唐怀素后第一人”。由于王铎以明朝阁臣而入清为仕，他的书法长期受到冷落。随着时光之消磨，人们以政治取舍的观念渐淡，王铎书法的独到魅力因此日显，故而近年来得到了重新评价和关注。其中韩玉涛先生从美学的高度对王铎书法进行了再认识，他把王铎书法的美学思想概括为“魔鬼美学”，“在艺术，尤其是在美学上，确乎有惊人的成就”，并指出了其隐含的矛盾性。(5]这是极有见地之论。王铎传世的行草书作品确确实实传达了一种深沉奇诡的思想情绪。艺术语言的沈毅骏宕，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别有滋味在心头的。“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诗句，正表现了他的落寞与伤感;而“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6]又透露了他的埋首翰墨与艺术心志。王铎没世已340年，可以令这位在隐痛中度过八年宠辱余生的书之骏雄欣慰的是，他终于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留下了“好书数行”。如:《行书诗翰四首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孟津残稿》(洛阳市博物馆藏)《忆过中条语》(刊《中国书法》)、《临柳公权帖》(启功藏)、《题柏林寺水诗轴》(刊《中国书法》)、《临豹奴帖轴》(刊《中国书法》)、《草书野鹤陆舫斋诗卷》(湖北省博物馆藏)、《行书奉孝翁社长诗卷》(刊《书法丛刊》)、《诗卷》(日本高鸟槐安氏藏)、《草书投野鹤诗卷》(美无名氏藏)、《行草锥州香山作诗轴》(刊《书法丛刊》)等等作品，集中代表了王铎的“好书”，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书法风格。不妨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