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对儒家乐论的继承和改造.doc

论阮籍对儒家乐论的继承和改造 韩国良 摘 要：阮籍乐论并不是儒家乐论的简单重复，它在魏晋音乐理论发展史上是具有中介地位的。虽然它也十分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最好的音乐乃是平和的音乐，音乐应以欢乐为美而不应以悲哀为美。很明显，它已对儒家乐论作了玄学化的改造。阮籍乐论代表着魏晋时期儒家乐论向玄学乐论的转关，对于嵇康乐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目前学术界对阮籍乐论的创新成就普遍估计过低，这是很不公允的。 关键词：阮籍；乐论；儒家；玄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在魏晋时期，有关音乐乐理的讨论也是一个重要课题。《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导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1](P184)。据此不难得知有关音乐乐理的探讨在当时士人清谈中的地位。从有关文献看，在当时流行的主要有四大音乐理论：一是名法乐论，只承认音乐的娱乐功能，而完全否认它的教化功能，认为“兴衰在政，乐何为也”[2](P709)，也就是说音乐对于时代的兴衰是没有影响的。此以曹魏统治者为代表。二是儒家乐论，以高堂隆等儒家学者为代表。认为“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存亡之机，恒由斯作”[2](P709)，音乐的教化之功是不可抹杀的。三是儒玄合流的乐论，以阮籍为代表。虽然也十分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最好的音乐乃是平和的音乐，音乐应以欢乐为美，而不应以悲哀为美，已明显对儒家乐论作了玄学化的改造。四是玄学乐论，以嵇康为代表。认为乐声不含情感，但却能促导情感的宣泄。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儒家“移风易俗”的乐教理论，但将其视为“衰弊”时代的产物，对它的否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关阮籍的乐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乐论》中。学术界现在一般都认为，阮籍的这篇《乐论》应当是他早年的作品，大概作于正始初年或再略早一些。在时间上是要比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并序》为早的（一般认为嵇康的这两篇作品作于正始后期）。关于他这篇作品在当时的意义，前人早有论及，如高晨阳先生说：“无论是阮籍的《乐论》，还是他的《通易论》，都似乎在重复前人之说，散发着一种古代亡灵的陈腐气氛。但细细品味，从中又可感受一种浓重的、强烈的时代气息或现实精神。……汉魏之际的政治动乱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曹魏的名法之治，尽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造成了君臣离心、上下失和的局面，远没有实现由大乱到大治的目标。联系当时的历史状况，不难看出阮籍之说是实有所指的。”[3](P87) 不过仅仅把这篇乐论视为对儒家乐论的继承，只从儒学的重新抬头对于名法之治的否定意义来看待这篇作品的价值，是不够的。阮籍乐论并不是儒家乐论的简单重复，它在魏晋音乐理论发展史上是具有中介地位的。它代表着儒家乐论向玄学乐论的转关，对于嵇康乐论的产生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阮籍生活于魏晋时代，他本人又是一个玄学家，因为时代的刺激而对儒家乐论加以发挥，加以改造，并为它注入一些新的内容，是毫不足怪的。目前学术界对阮籍乐论的创新成就普遍估计过低，这是很不公允的。 一、阮籍乐论的基本内容 对于阮籍的乐论思想，我们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在魏晋时期首次提出了“至乐”的概念，认为至乐以和为主，能够使万物邪欲不生，心平气定。如云：“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好（一作味），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4](P95)那么“和”的标准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使人邪欲不生，心平气定呢？阮籍认为除了和谐的意义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平和，甚至这一点还是他更为强调的。 因为他说：“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质静而听不淫，易简则节制全，静重则服人心，此先王造乐之意也。”[4](P97-98)又说：“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4](P84)又说：“夫‘烦奏淫声，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言正乐通平易简，心澄气清，以闻音律，出纳五言也。”[4](P95)从他所作的这些论述看，除了“调适”兼有和谐、平和的意义外，其他词语几乎全部都是指向平和。因为所谓“质静”、“静重”、“通平”，可谓都是“平和”的代名词，所谓“易简”不仅是促成平和的手段，而且也同样暗示着平和的特征，而所谓“便事之节”、“顺从之容”则皆是指音乐的节奏便于表演，音乐的舞容简顺易从。总而言之，平和，乃是圣王之乐也即至乐的最主要的特征，正因为至乐“通平易简”，便顺和静，毫不繁促靡乱，所以才具有能使人心平气定，邪念不生的陶化功能。 其次，认为至乐之和，合天地之体，顺万物之性，所以才能使万物各保其真，和谐相处。具体一点说，也就是在阮籍看来，宇宙间最根本的规律就是易简和静，圣人制乐以和为主，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