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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范式？（一）1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已经就某些形象写了许多，如牲人，穆斯林人，例外状态和集中营。尽管这些都是现实的历史现象，但我是把它们当作范式来处理的，其角色和功用在于构成某种更加广阔的历史-问题式语境并使之在智识上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研究进路已经引起了一些误解，尤其是对那些或多或少出于善意认为我的意图是提供纯粹的史料学主题或史料学重构的人而言，这里我必须停下来对哲学和人文科学中范式之使用的意义与功能进行反思。福柯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范式”这个词，尽管他从未为它给出精确的定义。尽管如此，在《知识考古学》及其后的作品中，为区别其探究的对象与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福柯用像“积极性(positivity)”，“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论述型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装置(apparatus)”以及更普遍地，“知识(knowledge)”那样的术语来命名他研究的那些对象。在1978年五月于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的讲座上，他这样定义“知识”：“知识(savoir)这个词的使用……涉及在某个给定的时间点和某个特定的领域中被接受的认识(connaissance)的所有程序和（产生的）一切效果。”为澄清知识概念与权力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福柯加上了这些评论：“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作为知识的要素而存在，如果一方面，它不符合，比如说，某个给定时期的给定的科学话语类型的特征性的法则与限制集合的话，以及如果，另一方面，它不具备为科学上有效或仅仅是理性的或得到普遍接受的东西所特有的威迫(coercion)或仅仅是刺激(incentive)的话。”[1]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概念类似于托马斯·S.库恩在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引进的“科学范式”的观念。比如说，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已经指出，尽管福柯从未使范式的功能主题化，“但他当前的著作显然遵循使用这些洞见的航线，如果不是这些词语本身的话。现在他通过对作为范式之历史表达的话语的描绘，继续前进并趋近某种方式上深刻依赖于对社会范式及其实践上的应用的孤立和描述的分析。”[2]然而福柯，宣称自己在完成《事物的次序》（即《词与物》）后才读到库恩那本“令人赞赏的权威性”著作的他，却几乎没有提到这本书，甚至看起来还刻意保持与库恩之间的距离（使自己远离库恩）。[3]在1978年为乔治·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的著作《正常与病变》(The Noemal and the Pathological)美国版所撰写的导论中，福柯写道：“这种规范不能被认同为某个神学的结构或某种现实的范式，因为今天的科学真理本身只是它的一个片断——我们最多能说有限的（一个部分）。人们能否返回过去并有效地追溯其历史，并不取决于某种T.S.库恩意义上的‘规范科学’：而是要重新发现‘规范’的进程，而关于这种进程的实际知识，只是其中的片刻而已。”[4]因此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类似之处是否并不相当于不同的问题、策略和调查以及福柯考古学的“范式”是否不仅仅是某种标志科学革命出现的东西——根据库恩——的同音异义词进行反思，是必要的。2库恩承认他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概念。[5]“范式”的第一个意义——库恩提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这个术语来取代这个意义上的“范式”——指的是某个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共有物(common possessions)，也即，群体成员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坚持的那些技术、模型和价值的集合。第二个意义指的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单一的元素，比如艾萨克·牛顿的《原理》(Principia)或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这种元素起到了通例(common example)的作用并因此而取代明示的法则并使某个特定而自洽的研究传统得以形成。 在库恩阐释卢德维克·弗莱克的“思维样式/思想风格(thought style, Denkstil)”概念以及在某个“思想集体(thought collective, Denkkollektiv)”内中肯(pertinent)与不中肯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他力图通过范式的概念，来检视使规范科学，也即，一种有能力在特定的共同体中决定问题是否科学的科学的构成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规范科学并不意味着某种为精确和自洽的法则系统所统治的科学。相反，如果法则源于范式的话，那么，范式就能够——甚至在法则缺席的情况下——“决定规范科学”。[6]这就是范式概念的第二个意义，库恩认为，这种意义是“必威体育精装版颖的：”[7]范式只是一个例子，一个个案，通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