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西南大学学报2015—4).docVIP

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刘 荣 军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期刊社，重庆市 400715） 摘 要：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市民社会；城邦国家；城市公社；公民生活；市民精神；社会结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就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果真如此，就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予以说明：产生了国家之前的社会与产生了国家之后的社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启示。在摩尔根看来，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治形态按时间顺序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形式：“先出现的第一种形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按照摩尔根的解释，第一种方式的氏族社会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而第二种方式的政治社会则是近代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政治结构。摩尔根从政治结构出发对氏族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划分，毫无疑问成了社会与国家划分的经典表述。 然而，恩格斯利用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时代，正是“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恩格斯只描述了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三个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事实上，当古希腊、罗马接受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文明社会之前，国家就已经在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所不同的是，与东方国家的“神权国家”或“政教国家”性质不同，古希腊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出“城邦国家”或“政治国家”性质。这种国家采取的是公民政治与私人生活合二为一的形式，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政治都处在相对于私人生活来说的绝对优势地位，但它毕竟为市民社会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正是这种活动空间，使得西方社会结构在经历了中世纪初期的社会分化、裂变与重组后，能够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相互斗争的社会缝隙中产生出“城市公社”、“城市社会”或“城市共和国”这样的新的市民社会形式。由此，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一、“城邦国家”中的公民生活与私人生活 研究古希腊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史，人们往往会跳过古希腊人的氏族社会制度而直接探讨其“城邦国家”的基本特点。而事实上，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确立，乃是希腊人在从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过程中，根据其特有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对希腊政制的自觉建构。就自然环境来说，古希腊山丘纵横且河流交错，土地贫瘠但环海而立。山丘纵横、河流交错且环海而立的自然环境既在无形之中把希腊社会分割成一块一块小平原、小山丘、小岛屿，同时也为各个部落之间频繁而残酷的战争提供了安全屏障。土地贫瘠但环海而立使得希腊人在农业活动之外，其倚海而居的航海、经商、殖民等商贸活动与掠夺战争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自然环境都为希腊城邦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也需要各个城邦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保卫城邦独立和内部安全。就社会环境来说，古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进化，其航海、经商、殖民等商贸活动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各个城邦都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商贸活动与商品经济的政治制度。但是，与当时西亚的波斯和北非的埃及毗邻而居的希腊，由于见证了这些东方国家那种建立在发达而稳定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国家所导致的官僚腐败、制度保守、社会停滞、国力衰竭等弊端，因而希望建立一个既能克服东方君主国家的社会弊端、又能保留希腊氏族社会中的民主灵魂、同时还能适应希腊城邦国家发展需要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以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为本质特征的民主政治就逐渐取代了早期希腊的王权政治和贵族政治，成为了希腊各城邦国家的首要选择。 谈及希腊城邦，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亚里士多德“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3]7的经典论述。因为它揭示了希腊城邦生活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城邦作为一种国家实体，关涉到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个人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