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进入后物质主义社会.docVIP

中国是否进入后物质主义社会 刚过去的中国羊年春节实在有意思，“马桶盖”与“雾霾片”的新闻成了舆论焦点。前者直击“中国制造”的软肋，并被贴上了“民族尊严”的标签；后者则更显荒唐一面：连雾霾也被意识形态化了，还衍生出了各个版本的“阴谋论”。 如果抛开“民族的”“国家的”“政治的”宏大视野，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马桶盖”不过是反映了一种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消费心理；“雾霾片”也仅是对“GDP主义”所带来的环境恶化的反思。总而言之，“马桶盖”与“雾霾片”所表现的公众诉求是一致的：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诉求。 这显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次集体表达，“马桶盖”与“雾霾片”不过是承载这一价值观表达的符号而已。总体来看，“马桶盖”与“雾霾片”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已经区别于传统的物质满足，开始具有了“后物质主义”的特征。例如，大陆消费者到日本狂扫电饭煲、马桶盖，其价值诉求已经超越了这些日用品的基本功能，而是这些日用品生产设计中所展现出的精致“匠人精神”和“美学意识”；而关于“雾霾片”的争论，显然是中国公众对于绿色生态的渴求。 “马桶盖”与“雾霾片”只是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缩影和侧面。反观中国社会近年来的变迁，在很多领域，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模式”存在的弊端，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由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物质满足，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公众也需要改变传统的对物质价值的单纯追求，从热衷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转向对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公民权益、自我表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的权威专家，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依据两个假设：稀缺性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前者指的是人们会把最主要的价值观，给予相对稀缺的事物，照此分析，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的需求必然以物质满足为主，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物质需求所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弱。社会化假设指的是人的社会化时期，即未成年时期所形成的价值观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也说明，价值观的变迁具有滞后性，按照人的社会化时间段，价值观的代际转换一般需要10年到15年。 英格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当下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不少专家和学者都判断：中国已经开始迈进后物质主义社会。其依据是：经济发展是衡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指标。英格哈特在其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通过数据也得出结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 据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的物质生活已经满足，公众开始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小组曾经在1995年和2007年，对中国公众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也表明：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总体人数在上涨，其中年轻群体比老年群体，更加趋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但是，以此判定中国已进入后物质主义社会还为时过早。经济水平显然不是衡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唯一指标。英格哈特也分析说：当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时，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会非常微弱。除了经济指标外，生活理念、生产方式、社会伦理、政治生态等，都是衡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标准。 钱是自己的，资源是社会的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理念的驱动下，欧美大部分国家民众在生活理念上，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钱是自己的，但资源是社会的。在这样的理念下，倡导的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饭不能不吃，但不必太好；钱不能没有，但不必太多。在生产方式上，早已抛弃高能耗产业，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社会伦理方面，人际的相互信任和包容感比以往更强，更注重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社会募捐，或者从事各种义工活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欧美各国影响最大的是政治生态，以环保和生态文明为主要诉求的绿党，开始进入欧美各国的政治舞台，普遍诞生出一种绿色政治的理念。在此影响下，欧美各国民众对环保理念和各种后物质主义的诉求，超越了传统的“左”与“右”的二元阶级对抗。政治领域的“去意识形态化”开始显现。另外，政治生活已从传统的精英引导型政治，转变为普遍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普通民众引导精英型政治。 如果拿以上指标衡量中国社会现状，两相比照，高下立判。或许，“马桶盖”和“雾霾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众诉求，确有后物质主义的成分，但并不具有足够的理由，判定中国已进入后物质主义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当下的后物质主义特征是不充分的，即便仅从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话，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欧美各国在这一点上，基本上做到了能够保障民众“从摇篮到坟墓”无后顾之忧。从基尼系数上来看，西欧各国基本保持在0.3至0.4的合理区间，这方面最好的是北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