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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治理：演变与危机 作者：张静 219人参与 11评论 讨论社会建设，我们的关注焦点，就不应仅局限于建立何种管理组织，而是上述“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如何再造的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社会滞后的问题逐渐突显：表现在社会冲突日增，价值分歧加重，人际信用式微，行为预期不确定增加，社会情绪的政治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虽然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并不会直接导致全面的社会进步。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大挑战接踵而至，但目前理念更新及知识准备仍十分有限。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部分：上层是官治系统，由皇权控制，基层则是地方管治系统，由族长或乡绅控制。这种治理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通过科举巩固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统一，以及基层社会的分治体系。分治体系是指，由分散于社会基层的多个权力中心实施治理。乡绅生活在基层自己所属的族群中间，他们拥有土地资产和人际声望，在局部地方承担司法、执法和伦理教化角色。乡绅或族长不具有官方身份，但重视在官朝中“有人”，皇权总是通过绅权、即地方权威，而不是企图取代他们治理地方社会。 这意味着，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治理领域，对于基层社会而言，皇权仅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地方绅权则具有实际的管辖意义。虽然正式官制制度并没有承认这种分治局面，但事实是，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费孝通语）。只要取得了地方的象征性承认，国家从未谋求对地方社会真正的、具有挑战意味的管辖权，甚至在治理的细节方面，国家也未能实际推行统一的治理规则，而任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抽象原则的“因地制宜”改造，使其适合本地实际情况，一向是正当的、获得各方面认同的做法。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代发生了变化。不断出现的局部战乱，迫使国家扩大征兵，设法增加农业税入，对基层资源的动员及组织重视增强，地方社会治理逐渐纳入了“官治”的范围。进入近代以来，国家试图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地方权威为国家设在基层的政权分支，地方权威逐渐转为服务于国家目标——征兵、收税、进赋——的组织机构。这一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见张仲礼《中国士绅及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触及了原有社会治理的基础框架：基层治理者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其与地方社会的互赖关联逐渐瓦解。 1949年后的社会重组 上个世纪50 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重组了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大量新的国家行政组织、企事业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及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中国人称“单位”，社会成员被安置其中。在城市，这些单位主要是事业机构或企业组织。在乡村，它们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行政村。这些“单位”从事生产，更是实际上的社会治理组织，在单位中，人们不仅获得工薪，而且可以和公共制度发生关系，分享公共资源的分配。这意味着，一种特有的个体与公共的组织关系建立起来：人们成为单位的成员，就在公共体制中获得了位置，并得到相应的权利资格。单位对其成员负有全面“责任”。在公共制度和社会成员之间，单位实际充当着连接、协调、应责和代表的组织角色。 就社会治理而言，单位显然是实际上的执行者，类似于公共组织在基层的代理机构。因此，表面上看，社会中的公务机构有限，但实际上的“代理机构”遍地存在。单位有边界，有行政辖区，因此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务机构，只负责注册于本单位的成员。多数社会问题在单位得到解决，或者由政府送回单位处理，而政府工作则“对组织不对个人”，或者说，政府“治理”的对象是单位组织，而非社会成员。在单位之间，存在等级分明、管辖区分包、跨阶级、跨民族、跨家族的组织关系，普通个人权益的可实现程度，不是取决于法律规定，而是取决于它隶属的单位，因为单位是制度设置的“办事”方。政府高度依赖这样的“代理机构”掌握信息和处理问题，但无需自己从事社会治理，自然也没有发展出面对社会的应责能力。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单位是官制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它具有制定内部政策的一定灵活性，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有单位才意味着有制度渠道，能“间接”地联系上政府组织。 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新”双重治理体制的效用，是社会治理得到维系的原因。即使在国家层面发生政治动荡时期，比如文革时期，基层秩序也没有全面瓦解，正是由于单位的治理机能大体存在。 1990年代以来的组织结构变化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发生广泛的社会流动，在城市和乡村，离开辖区“单位”的人数日增。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还占到城镇就业人数的59.1% 。之后国有企业改制，下岗约5000万人，2008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只占城镇就业人数的23.5%，到2013年，这一数字又降到18%。截止到2012年，在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