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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摘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十年结盟，二十年交恶、走向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三个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调整对苏政策；1982年春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出改善苏中关系的讯息。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关键词」中苏关系 历史进程 正常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一、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40年的历程。这一历史时期内两国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50年代末，大约10年的时间，这是中苏结盟的10年，也是中苏关系比较友好的10年。在这10年中，苏联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援助，这为新中国恢复与发展自己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这阶段中，由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特殊关系，中 苏关系中隐含着许多消极因素，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为此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祸根。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党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当赫鲁晓夫采取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办法，企图使中国就范时，就使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了国家关系的破裂。在此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1958年，苏联先后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1959年6月20日，苏联片面撕毁两国政府于两年前签订的军事技术协定;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又公开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众，从而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二是中国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彻底倒向苏联的政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方面使自己过分依赖苏联，另一方面丧失了许多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有益合作的机会。可以说，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使中国失去了发展的良机。第二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走向恶化，直至全面对抗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不仅布重兵于中苏 边界，派军队进驻蒙古，支持越南侵柬反华，而且，悍然出兵阿富汗，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之势，因而中苏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成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苏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领域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三阶段，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大约10年的时间，这是中苏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的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对华政策，指出苏联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苏联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建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主张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前提下商定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尽管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声明推动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要求“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也就是说，苏联仍然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直到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以及戈尔巴乔夫的符拉迪沃斯托 克讲话之后，苏联的反华政策才出现了质的变化。苏联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原则上同意按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以及从阿富汗、蒙古撤军等，这就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增添了新的动力。从中国方面看，“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涉及到许多内政外交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开始不同程度地回到自己过去批判过的观点和做法的时候，中苏分歧和争论的某些客观基础就弱化甚至消除了。”中国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做出不懈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中国对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其中对苏政策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第一，虽然必须严厉批判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不再公开批评苏联的国内政策，实际上承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明中国对苏联的社会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第二，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方针与过去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主的政策明显不同。第三，邓小平同志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