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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义利观的经济伦理思想马院1301班 叶倩倩 2013109010107【摘要】: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的义利观对今中外都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笔者将在此浅析义利观中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对现实和思想的意义，沉思后的的疑虑。义利观涉及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各个层面，与本体论、道德论、修养论都密切相关。朱熹的义利观经济伦理思想深化了儒学。【关键字】：义利 经济伦理学 儒家 公私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要义”。朱熹的义利观是儒家对于义利思想的延续与深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他为封建道德论证的重要一环。笔者从“理欲”、“公私”、“善恶”关系角度出发指出朱熹所谓的“义”就是“天理”、“公”“善”；“利”就是“人欲”“私”“恶”。朱熹在义利关系的论述中，虽然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他在行动动机和过程中强调的“不可先言利”、“以义制利”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义利关系开辟了道路。朱熹的义利观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总体而言，弊大于利。所以，我们应当立足时代背景，人物阶级特点去客观评述朱熹义利观思想，同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他的理论价值得以最大化的发扬。在辩证义利观的指导下，朱熹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从义出发大胆地言利，提出了“合乎道义”的财富论、“足食为先”的本末论、“奢俭适中”的消费论等，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为宋以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合乎道义”的财富论。如何对待财富，朱熹认为要把它与“道”和“义”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虽然追求富裕，厌恶贫穷是“人之常情”，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财富面前应突出做到取财以道和义为准则，不合道义的财坚决不要。 “道”，即“天理”。朱熹也不是完全不谈财利，而是坚持把财利问题纳入“天理人欲”之辨的界限内，认为符合“天理”之财利是可以讲的，合于“道义”的富贵是可以求的。朱熹特别反感那些“不义而富且贵”的“小人”、“贪官”、“污吏”和“暴君”。朱熹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不当富，贵而得富贵则害义，故不处”，至于“辞受取与，无大无细，一以道义而不苟”所以“朋友若以钱相惠，不害道者可受。??若以不法事相委，此则断然为不可”。 “义”，即“仁义”。朱熹说：“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占，须推与民共之。” （卷16）朱熹还特别批驳了那种把仁义与谋财绝对对立的观点，他说：“人言仁不可主兵) 义不可主财。某谓，惟仁可以主兵，义可以主财。”当然，“仁义”是君子的至上品德，因此朱熹强调君子在财利、富贵面前不要乱情，始终坚守圣人之德，否则就不是君子。他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实也，何所成其名乎。”还说：“言君子好仁，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顷，无时无处不用其力也。”朱熹赞扬见利思义，道不拾遗的精神，“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 “足食为先”的本末论。春秋以前的文献中很少出现轻贱工商的观点，倒是重视工商和要求农工商各安其业的记载不少。战国时期的孟子首先骂商人为“贱丈夫”，法家商鞅更是把抑制工商、驱之为农定为基本经济政策，荀子认为工商业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从业人数。韩非承商、荀之说，称农为“本”，称工商为“末”。西汉儒家贤良文学派使用重本轻末观点打击桑弘羊后，重本轻末终于成为一个广为散布的传统经济教条和主要的封建经济政策。 究本去末，不循私欲。朱熹强调，一个国家要治理好，首先要保障人民的生活，以民为本，不要过分盘剥，“后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这里的“本”指的就是公利，“末”就是私利。他认为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会培植各种卑劣的欲望，以至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会直接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朱熹说：“设使人无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私情，则凡可偷生免死者，皆将不顾礼义而为之矣。”（告子章句上）相反，如果“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右第二十一章）社会将弊绝风清，人心向善。“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小人只计较利在，如此则利，如此则害”若是循私欲，只计较对自己利与不利，而不顾“义理”，这种利益之心便是“人欲之私”，是害己害人害社会的。对于汀州农民起义，朱熹认为正是由于有些官绅地主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国家的全局利益，采取了破坏经界、兼并土地的唯利是图行为，才引起了农民造反。他谴责官绅地主们损公肥私的行为是殃民祸国之举。 朱熹义利观的实质是要求一切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