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1911-1949)综述.ppt

中国的国际化（1911－1949）：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 中国的国际化是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但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的动力及意愿，而且主动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及政策进一步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及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多层次接触及交流。中国的国际化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及对其国际地位严重关注而产生的理念。 一.世纪之交的外交困境 1.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扩大 根据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享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殊权利和特权的“有约国家”达19个之多。包括日本、美国、巴西、秘鲁、墨西哥和14个欧洲国家。丧失了多达17项的国家权益。 一.世纪之交的外交困境 2.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边缘 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由于中国连遭败绩，朝贡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粉碎了。失去了传统的周边屏障，中国自身的地位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在中国国际地位跌落的过程中，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权势中心，而中国则从此跌入低谷。 一.世纪之交的外交困境 3.中国外交的混乱失措 从最初对西方列强的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自强、求福”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到1895年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运动，乃至最终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了。 一.世纪之交的外交困境 4.国民的心理：屈辱与抗争 中国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的交错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 失去了心里平衡。在外部环境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认为它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屈服到趋同 （“北洋政府”一词带有贬义, 并非严谨之学术用语。正式名称应是“北京政府” (1912 —1928) 。用“北洋外交”来称呼民初北京政府之外交表现涵义比较明确, 本文因此使用“北洋”一词, 但绝无贬义。） 屈服是指在抵抗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抗拒西方强加的规范和不平等地位终告失败或无力进行抵抗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会屈服，这意味着被迫接受不平等、受压迫的地位，被迫服从西方规定的种种规范，但不顺从的情况仍会不时发生。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屈服到趋同 趋同是指接受并遵循现有国际社会的准则，试图以此促进本国的现代化，同时希望通过凭借这些“文明化”进展来争取西方同意改变它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其特征是趋同于国际社会主流，追求在国际大现状之内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屈服到趋同 1.民国时期政府的外交目标：消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摆脱外来控制，实现民族自主自强。 2.民国时期政府的对外战略：在国家内部组织方式和对外行为方式上较主动的趋同于西方（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局部地西化了的日本），争取其认同，以便逐步取得在现有国际社会之内的、被西方允许的法律平等甚或实际平等地位，也就是说在采取在现有国际社会之内的改良的道路。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屈服到趋同 3.民国时期政府的外交观：改良主义（受威尔逊国际关系思想的影响） 趋同或改良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英美的渐进政治思想。同时又与中国“以夷治夷”的传统密切相关。改良派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受压迫被歧视的地位是不合理的，应当予以改变，但改变的唯一可行和可取的途径是渐进的和平变更急于求成和诉诸暴力只会适得其反，破坏国际社会内发生的中国和列强渐趋平等的演化过程。“以夷治夷”则不仅被当作一种外交策略，而且被自己或不自觉地当作外交哲学，当作指望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平等地位的根本依据之一。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屈服到趋同 国际等级结构中的这个或那个下层弱国所以可能取得与上层强国同等或接近的权利待遇而毋需造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强国由于互相间斗争的需要而有求于弱国的合作，而取得合作的最有效途径是予以赏酬，其中可能包括有助于弱国的最终取得国际社会内种种权利的让步；或者，他们同样由于相互争斗而互相拆台，为此可能破坏对方对有关弱国的特权，这就有利于该弱国地位的提供。总之，对改良派来说，“以夷治夷”不仅有助于维持中国尚未被不平等条约体系剥夺的残存权益，还有利于争取逐渐改变这个体系，以至达到在现有国际社会内的平等地位。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屈服到趋同 4.民国时期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总体的温和性 改良派关注的平等和自主主要是、甚或仅仅是中国在列强支配的国际社会中的法律平等和形式自主。目的的有限性和追求过程的渐进性决定了民国时期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 二.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