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简史综述.doc

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先王之道”被认为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即使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也主张“当法其意”(《上仁宗皇帝书》)。要法其意，也就必须通《经》。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过这个手段不能达到通《经》的目的，也就无从确知“先王之道”。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韵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近两千年的中国语言学。 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是语文学(philology)。语文学与语言学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又叫文献学、语史学、传统语言学)；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有关系。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到了后来，小学的范围扩大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与字音、字义的关系，三者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第一章 训诂为主的时期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 一、语文学的萌芽 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即还没有产生语言研究动因。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萌芽。 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孟子?滕文公上》叙述夏、商、周三代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商叫助，周叫彻。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彻”，是以本字为训的办法。这种办法是用一个常用的字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大意是说“彻”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助”是凭藉的意思，公家凭借人民的力量来耕种公有的土地。在同一篇中，孟子又叙述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商叫序，周叫庠。孟子解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教养不分，《周礼?地官?保氏》：“而养国子以道”，可见养就是教；射是六艺之一，这里代表学校里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上面所举的有关字义的训诂解释，发展到后代就是声训。声训就是采取同音字或双声叠韵字来解释字义的一种办法。“政者，正也”是同音为训，“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叠韵为训，声母也相近。当然，孔子、孟子如此解释字义，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即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但也反映了古代有关语言、字义研究的萌芽。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来显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他的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为“武”。根据《韩非子?五蠹》的说法，仓颉造字时把“厶”字(即“私”字)写成环绕自己的样子，表示为自己打算；“公”是“厶”字上面加“八”字，“八”等于说“背”，“背私”当然是“公”。《左传》和《韩非子》对“武”“厶”等字的解释虽然都被《说文》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确地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还是牵强附会。这也说明了，作者在讲字形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字义的解释。《左传》文公七年，荀林父劝先蔑不要出使秦国，他说他和先蔑同寮，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蔑不理他，他就朗诵了《诗?大雅?板》的第三章“我虽异事，及尔同寮。”荀林父解释了“同官为寮”，实际上解释了《诗经》的字义。荀林父当然不是语文学家，零碎的解释与语文学著作是有差别的。但作为语文学萌芽的材料则是毫不过分的。 二、关于文字起源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最古的记载见于《易经?系辞传》：“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