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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钱玄同讲述
人物随笔·钱玄同:竖起脊梁做人
?(2011-11-19 08: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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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人物随笔
(本文已发表于双月刊《随笔》2011-06期)
竖起脊梁做人
——钱玄同任性不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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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这是新文化运动中说话最有胆色的“冲锋健将”、“霹雳火”钱玄同书赠给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马鉴的一副对联(此联的作者是翁同龢)。若论真性情,在现代学人中,钱玄同不遑多让,可能他没有辜鸿铭那么疯,没有章太炎那么狂,没有黄侃那么傲,没有鲁迅那么硬,但他将这四大家疯、狂、傲、硬的个性集于一身,形成自己非凡的特质,追求真理,全力以赴,既不曾荷戟彷徨,也不曾屈膝妥协。难能可贵的是,钱玄同的幽默感比鲁迅的热度更高,讽刺少,而谐谑多,颇具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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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端分子
?钱玄同原名“师黄”,一改为“夏”,复改为“玄同”,是因为他“妄希墨子”,“想学墨子的长处”,墨子为追求“兼爱”、“非攻”的理想摩顶放踵,钱玄同也有这股子以身殉道的劲头。
?年轻时,钱玄同就好说过头话,好走极端,“四平八稳”的圆滑世故压根与他无缘。1903年前,他欣赏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一度同情保皇派人士,认定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苏报》案后,他开始转向“排满革命”。1905年冬,钱玄同留学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嗣后结识章太炎,加入同盟会,醉心于无政府主义,主张“保存国粹”,“光复旧物”,视汉字冠绝世界,复古之情溢于言表。1909年9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凡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尽臻美善,无以复加,今日只宜奉行者。”王照和劳乃宣遵从清廷学部之命,拟简化汉字,他将他们骂为“獠”和“王八蛋”。后来,他在《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一文中,自承当时保存国粹“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
?1906年,钱玄同拜章太炎为师,民族主义思想从此深植于大脑之中,站稳排满立场,义不帝清。他渴望参加翻天覆地的革命,但蒲柳弱质,手无缚鸡之力,不可能上战场去冲锋陷阵,他用笔确实要比用枪顺手得多。在东京留学期间,钱玄同与恩师章太炎合办《教育今语杂志》,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收录的文章多半即出自钱玄同的手笔。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改良论》,这两篇文章拨云见日,钱玄同的神经根根过电,思想发生了九十度的急转弯。此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为白话文鼓与呼:“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极力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是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种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钱玄同与刘半农联袂唱双簧,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化界的大论争(这出大戏在拙作《教人如何不想他》中有细述,此处不赘)。钱玄同指责那些“说得客气一点,是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的美文是“有害文学之毒菌”,其负面影响“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他不仅痛批儒家,对道家也毫无网开一面的意思,其《随感录》中有这样的判决词:“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崇拜’的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儒教之愚民与道教之骗人相互作用而彼此包瞒,均为钱玄同所深恶,他看不惯汉文古书中“发昏做梦的话”,因此主张废弃孔学,剿灭道教,不读中国典籍,“样样都该学外国人”,甚至主张废除汉文字,代之以外国语(或世界语),态度极端偏激。相比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和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论,钱玄同不仅独着先鞭,而且走得更远。
?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憎恶旧文学的态度跃然纸上:“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起初,《新青年》中的文章也都是用文言做的,钱玄同率先倡议,《新青年》同仁用白话写文章,此议得到众人的一致赞许。为了使白话文在最大限度上有别于文言文,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中提出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可改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在当时,他的这些主张确实很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只不过实行的时间有快有迟。《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在国内树立了顶好的标杆。以前,只有小说可用白话写,现在白话论文也能跃登大雅之堂。“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钱玄同的预言成了现实,他的努力初见成效。
?在新文化运动诸将士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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