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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代中叶诗文词 清代中叶的诗歌 清代中期的散文和骈文 清代中期的词 第八章 清代中叶诗文词 一、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政治高压、文化专制、汉学兴盛。诗歌向着拟古、形式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尊唐的“格调派”、宗宋的“肌理派”，继承晚明主情的“性灵派”。 （一）沈德潜及其“格调说” 1、沈德潜（1673——1769）著有《归愚诗文集》。其诗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封建卫道气。诗选、诗论影响颇大。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和《说诗晬语》。 2、“格调说”： 沈德潜的诗论主张。强调写诗须讲究格律声调，提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认为诗歌应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所谓“性情”是指符合封建正统观念的思想感情，提倡含蓄蕴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所谓“论法”，要求讲究格律、声韵，讲求比兴，提倡学古，但反对拟古。 “格调说”对“神韵说”（王士祯）空疏浅陋的弊病有所补救，但它维护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基本属封建正统派诗论。 （二）袁枚及其“性灵说” 1、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存诗4000多首。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其诗直抒感兴，清丽灵巧，流转自如，《沙沟》《马嵬》《湖上杂诗》皆名篇。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马嵬》） 2、“性灵说” 袁枚的论诗主张，深受公安派的影响。提倡“提笔先须问性情”，“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即主张诗歌应该抒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灵感，直抒胸臆，辞贵自然。强调独创，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它的所谓“性灵”实质上是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 （三）翁方纲及其“肌理说” 1、翁方纲（1733——1797） 精金石考据之学。倡“肌理说”，诗作无成就。 2、“肌理说” 翁方纲的论诗主张。认为“为诗必以肌理为准”。 “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志言集序》)。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认为作诗不在力求神韵，不在死守格调，也不在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要求作诗必须以学问为根底，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 这样，把诗歌创作引向“考据入诗”的故纸堆，成了令人生厌的学问诗。 （四）郑燮、赵翼 1、郑燮（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诗书画被称为“三绝”，扬州八怪之一。 其诗歌自成一家。推崇杜甫、白居易，反对模拟古人，要求直达肺腑。诗风质朴挥洒 ，多用白描，语言通俗流畅。但有时显得真率有余而锻炼不足。其诗篇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 2、赵翼（1727—1814）文史学家。著有《瓯北诗集》《瓯北诗话》。更长于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 强调诗歌的发展进化。其诗议论过多。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 二、清中叶散文和骈文 （一）“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桐城派”文论： 1、方苞首先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出发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他要求文章形式服从内容，语言“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狱中杂记》通过作者在狱中的见闻，揭露了当时官吏的贪赃枉法。层次分明，文笔简洁，真实生动。 《左忠毅公逸事》左光斗 左 忠 毅 公 逸 事  方 苞 课题：忠毅，谥号；公，尊称。逸事，散失没有经正史流传的事迹。这类文章不像正史作传那样全面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从一生行事中选取一小部分来表现人物。 · （三）汪中及其他骈文作家 清中叶骈文家：有胡天游、汪中、阮元、孔广森、洪亮吉等。 清代骈文家主张骈散并重，人称“汉魏派”。其中，以汪中成就最高。 汪中，骈文不拟古人，不堆辞藻，“长于讽谕”，气势浑厚，感情真挚，独具一格。传世名篇是《哀盐船文》《广陵对》等。 “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矣”（杭世骏序） 三、清中叶词 乾隆间浙派词兴盛。嘉庆初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词风为之一变。 “常州词派”：清中叶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词派，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础，注重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在当时直至晚清都有巨大影响。 张惠言 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