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熟知的汉武帝形象解读.doc

我们所熟知的汉武帝形象，是谁“制造”出来的？ 必威体育精装版文章澎湃新闻2016-09-24 09:39 我要分享 90 [摘要]司马光即使知道《汉武故事》一类的书不可靠，他依然为了要写出给当政者作为鉴戒的历史，而采择一部分的这类史料写入《通鉴》中。 是谁“制造”了汉武帝 文 | 黄怡君（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记载到底能传达几分真实？最近历史学界，有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往学界多认为，在汉武帝晚年，汉朝的国策从对外用兵转向“守文”。最近大陆学者辛德勇以追踪史料来源的方法，来检讨这种说法，他指出学界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学者相信了《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历史的描述。这份研究牵涉的论题从汉代跨越到宋代，一层一层追索《通鉴》中数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内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长年研究历史地理，精通版本学与目录学，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也延伸到年代学。他开始注意历史重构的问题，是因上课时想向学生介绍《资治通鉴》一书中不同时期的史料价值之差别。当年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曾说，《通鉴》的秦汉部分没有特别的史料价值。 经过数年的研究，辛德勇写成〈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于去年改编成《制造汉武帝》一书出版。辛德勇想透过这项研究来证明：按照史料学的原则，研究西汉历史必须先根据《史记》、《汉书》，而不能依据《通鉴》来立论。 以下便简单介绍《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以及学界由此而起的回响。 “轮台诏”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向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罢遣方士，并于其后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断出现的“轮台诏”）。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汉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的〈论轮台诏〉一文。 然而，若仔细审视《通鉴》征和四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到汉武帝在罢遣方士之前，竟还热衷于一系列的求仙活动。这样的记载难道没有矛盾？ 事实上，征和四年汉武帝“罪己”并罢遣方士的记载，并不见于《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因此《制造汉武帝》开头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通鉴》中不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其史料价值如何？ 如果要判断，《通鉴》讲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讲的对不对，就必须要先以汉代的史料来检视汉武帝的治国方略，检视汉武帝晚年是否真的发生政策转折。 以往，学界常将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视为政策转折的象征性事件，这道有名的诏书原载于《汉书?西域传》。若仔细审读《汉书?西域传》所载“轮台诏”的内容及颁布的始末，便可看出，这道诏书并没有揭示朝廷要改变根本的大政方针。它的内容只是针对前一年李广利出征兵败、汉的军势受挫，指示在西域轮台地区的军事部署要做局部性的调整。 可见汉武帝当时的谋划是，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日后伺机再战。这种战略性的调整在汉武帝一朝并不是从未发生过，元朔三年（126B.C.E.）也曾暂时停止经略西南夷，以及撤除东北边境的沧海郡。 再从别的迹象来看，也看不出汉武帝有要转变政策的意图。汉武帝安排的托孤之臣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批人日后都还继续实行着汉武帝的施政方针。汉武帝死后六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E.），朝廷召开盐铁会议，代表民间发声的贤良、文学在会议中猛烈抨击当时的政策，这些言论都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从中也看不出汉武帝晚年的政策有转向“守文”的迹象。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并没有把“轮台诏”写进〈武帝纪〉，而是放在〈西域传〉；可见，班固并不认为这道诏书，足以代表汉武帝转变了他的政策取向。虽然《汉书?西域传》确实是明白写出汉武帝“悔远征伐”，但这可能是采录自刘向《新序》的说法。《新序》成书于西汉成帝时，它并非严谨的记述史事的著作，此书编写史事多有虚构架空之处，不可尽信。既然从《汉书》本身的记述看不出“轮台诏”有政策转变的意义，那么便可明了田余庆等人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上。 然而，《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记载可信吗？ 《资治通鉴》采用《汉武故事》 田余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见之争。汉武帝持续对外征伐，卫太子则有“守文”的倾向；汉武帝多用酷吏执法之臣，而卫太子则获得宽厚长者的支持。然而，检视《汉书》的相关记载，却看不出有田余庆所说的现象。《通鉴》对于汉代历史的描述与《汉书》有差异，这到底是忠实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是反映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或期望？ 要探讨这个问题，或可从追踪《通鉴》的史料来源着手。 《通鉴》叙述巫蛊之变的部分，有几段不见于《汉书》的记载，据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所说，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