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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融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AB两面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 鲁东海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14年第6期）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6月周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国家，同两国总理尼赫鲁、吴努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认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其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60年来，五项原则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同时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知道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也明确规定：“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2]显然，深入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完成教学任务的需要，也是对周恩来等老一辈元勋披荆斩棘、开创新中国外交工作局面的很好纪念。 一、坚守：“独立”与“和平”的底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直接与20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形势密切相关，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晶和近代中国在经历了百年耻辱之后痛定思痛的产物。 以近现代的概念论说，古代中国几乎没有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但是，中国社会和学术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和研究人文社会话题。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广泛影响。正如1963年周恩来与外宾所说：中国人办外交的许多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3] 孔子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仁”，处理相互关系时最好做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这其中蕴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及和谐相处的意思。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孟子进一步区分了“霸道”和“王道”两种情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6]他坚决反对霸权与战争，崇尚仁爱与信义。墨家学派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提出了著名的“兼爱”“非攻”的主张，更加明确地阐释了国家相处时应该持有的“平等”、“和平”、“互助”等积极观念。所以，有学者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当今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特别深刻。[8] 归纳起来看，在国家间相处的问题上，古代中国有三点鲜明的价值追求： 1、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以德服人”，让所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9]使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能幸福生活。 2、平等相处。如果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10]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能够承认和尊重他国的利益，就一定会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11]的平等社会关系。 3、“和而不同”。在传统文化中“和”字的内涵极其丰富，下列两层意思则是最显著的，其一，反对战争，强调和平共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12]其二，保持事物的多样性，实现和谐共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3] 然而，鸦片战争后正是主权的不断丧失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外交亦多掣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外交”和“屈辱”是一对孪生兄弟。周恩来曾满怀义愤地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都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14]这其中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权不独立了，我们的咽喉被别人卡住。 在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无视严正警告，擅自闯入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地段，还炮击人民解放军阵地，人民军队坚决地予以了还击，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这一事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勇气，也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炮舰外交”的最后终结。中国人民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与动乱，当然渴望和平，但是从近代百年屈辱历程中得出的教训是深刻的，若没有主权独立一切都是枉然。毛泽东把主权独立与完整看得特别重，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一方面在思考如何通过发挥大国的作用，建立持久和平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却又陷入了以冷战为主要形式的新的对抗。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呱呱堕地，如何做到既能独善其身，又能顺利融入世界大局，成为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