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pdfVIP

第39卷 第2期 V0J．39 No．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I．OF ZHENeZHOU UNⅣERSnY 2006年3月 Mar．2()O6 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高 力 克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摘 要：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 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 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 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 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 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关键词：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启蒙；爱国者；民主主义；世界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o6】o2—0103～05 五四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启蒙时代。其间，民国宪 政失败的秩序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意义危机和外 患日亟的民族危机联翩而至。民初以来，中国一直笼 罩在袁世凯专制主义和 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霾之下。 1915年春夏，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袁世凯背叛民 国而登基称帝。此宪政与民族双重危机，构成了《青年 杂志》出世的严峻历史背景。在此危机中的启蒙时代， 新文化运动面临着人权和主权的双重挑战，此即中国 现代性特有的“启蒙”与“救亡”问题。信奉自由主义和 人文主义普世价值的启蒙者如何回应民族危机和民族 主义的挑战，在新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中如何处理个人、 国家和人类的认同问题，是一个饶有意义的思想史问 题。 一 、个人与国家：公民民族主义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旋律是崇尚 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的个人主义．那么这种个人主义 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其时，自由主义的 个人主义、尼采式贵族个人主义、易 卜生式个性主义、 泡尔生式精神个人主义和斯蒂纳式无政府个人主义风 行知识界，各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汇成了新文化运 动之个性解放的新思潮。陈独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 家族本位主义”的伦理革命命题，其表征“人的发现”和 自我的觉醒的启蒙精神，预示着现代中国以精神个体 代替家族成员的人格转型。 另一方面，五四又是一个充满民族危机的时代，抵 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救亡始终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动力和 思想主题。这也是中国启蒙不同于欧洲启蒙运动之特 性。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既是追求个性解放 的启蒙者，又是抵抗外敌侵略的爱国者。他们面临自 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 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早年曾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 投身反帝宣传活动。但是，对于追求 自由民主的陈独 秀等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其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 种基于启蒙价值的公民民族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而 不是族裔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而言，公民 民族主义主要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为认同的基础， 而族裔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则分别以共同的族 群、文化、历史为认同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分只是相对 的，在现实中诸种民族主义往往多有交叉融会[1]。 陈独秀信奉公民民族主义或“宪法爱国主义”(哈 贝马斯语)，他坚持以“公民国家”为国家认同的基础， 而主张理性的、民主的爱国主义。对于陈这样一位启 蒙者来说，爱国主义必须符合启蒙的基本价值。他的 一 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文章，以《爱国心与自觉 心》为题，讨论了“爱国”与“启蒙”的关系。陈主张，国 家具有土地、人民、主权三大要素，人民建设国家的目 的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此为立国之精神。而中国 自古以来不曾存在这种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国家既 然不合国家之义，亦无爱国可言。陈主张的“自觉的爱 国主义”，是一种启蒙爱国主义。在他看来，爱国心是 情感的产物，而自觉心是理智的产物。爱国，是爱其为 保障人民权利和增进人民幸福之团体。自觉，是觉其 国家之目的和情势。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盲目的爱 国，难免为野心家所利用。陈甚至不无激愤地主张，国 家若背离保障人民权利和增进人民幸福的目的，则国 家存亡亦无所荣惜。而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 收稿日期：2005—10—25 作者简介：高力克(1952 )，男，河北盐山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 103 · 以保民，且反而残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甚至托庇于法治国统治下的失国之民，其权利亦非乱 国之孑遗所可及[1]。陈对国家的批判性观点，表达了 其对袁氏当国的悲观绝望，但其激进的公民民族主义 国家观即使在进步知识界也广受争议。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