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境文化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以中越边境为.doc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境文化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 ——以中越边境为例 彭慧丽( （广西大学[摘 要][关键词]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东盟“10+1”、“10+3”（即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及韩国）等合作框架正式启动，东亚地区合作逐渐从依赖企业间贸易与投资等市场主导的非正式的（de facto）经济合作，向高层级的、国家推动的、包括政治和安全、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正式的（de jure）制度化区域合作。其中，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合作逐渐成为了东亚各国关注的重心。因此，藉由每年定期召开的首脑会议、专业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等，东亚国家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及文化合作文件（包括议定书、联合声明、备忘录和年度交流执行计划等），为经济、文化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例，从2002年11月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2004年11月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 （一）经济一体化需要区域文化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影响力日渐扩大及深远，此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无疑是这股浪潮中的强劲新势力。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与经营，东亚合作虽取得丰硕的经济成果，并已基本实现区域经济的规模化，但相对欧盟等区域一体化“先驱”而言，其制度化合作水平仍偏低；同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经济体制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发展明显趋同、要素流动与周转欠佳，使得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严峻阻碍。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针对一些地缘相邻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可通过逐步开放邻近市场，为该区域提供贸易和投资便利，从而形成“小范围”共同市场，发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或是贸易释放效应（张蕴岭，2008），增加区内双边及多边贸易，提升区内经济合作紧密程度；或者，可通过官方协议或协定促成“次区域开发合作”、“跨境多边经济合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跨境次区域合作”、“跨国区域经济合作”、“边境区合作”等（丁斗，2001；尤安山，2004；李铁立，姜怀宇，2004；冯革群，丁四保，2005；黎鹏，2006；于海洋，2010；等等）不同形式或型态、层次或层级的具有东亚特色的“小规模”机制化区域合作，来丰富并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然本文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先行主导力量——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国际性区域文化合作为其提供非营利性的区域公共品，以此缓和各参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地区友情、增进互信、增强互动与价值认同，夯实民间和文化基础。尤其，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合作在主体、范围与内容等方面大大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各国竞相利用文化资源作为处理发展问题的手段。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文化合作的内涵得到延展，涵盖了政府与民间侧重公益而非经济效益的区域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政策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合作等多个领域，重塑着区域间文化与经济的交往与流动（李红等，2012），鉴于此，在经济合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增添文化成分已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实为必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合作可从国际与国内等两种不同范围或层次的区域合作进行探讨，其一，国际性区域文化合作可接近地理解为“国际文化合作”，如东亚区域文化合作，中国—东盟文化合作，等等；另一则可视为一经济体之内的各省市或各州郡之间“地方文化合作”。事实上，国际性与地方性区域文化合作往往同时进行。从经济学角度看，宏观层面的区域文化合作可视为各类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各国和各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等不同主体在交往合作中涉及的文化内容，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协调或联合协作关系；微观层面的区域文化合作则是各类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文物、书刊、视觉艺术与影音（或视听产品与服务）、版权、新闻、教育、体育、旅游等文化活动、产品或服务所进行的文化合作，是区域间文化产品与服务及要素的流动和价值开发。鉴于新时期的文化合作具有文化及经济双重属性，无论是国际、国家及地区的文化合作政策的制定还是某个小企业的文化生产或销售活动，它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城市系统乃至区域系统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关系。 （二）注重区域文化资源提升跨境合作 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具有根植性（或称为嵌入性）和流动性两种内在属性。其一，文化的根植性是指某一地方知识长期深深地扎根于本地区的地理空间之中，从而形成属于该地区特有的文化，俗称“地方文化”，地方文化由于嵌入不同的自然地理之中，容易形成多个孤立的地方文化，彼此之间的不同可理解为文化差异性，由此引起文化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另一，文化的流动性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位移到另一个地方所受的障碍较少，传播、扩散较快，溢出性较好；这种文化属性有助于形成“共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