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北京报纸记忆.docVIP

60年代北京报纸记忆“看报，看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一清早儿，听见这吆喝声，京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当天的新报纸上市了。想当年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一个蓄着长胡子卖报者浑厚的吆喝声，曾吸引来多少老读者买报，又给人们留下多少挥之不去的印象。说起20世纪60年代，从初期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苏联专家的撤退，到国民经济的衰退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不正常，国家那段时间遭受了不小的波折。“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且拍成了电影。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会记得，片头有一段观众入场的镜头，人们的精神面貌和衣着服饰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社会真是蒸蒸日上了。别的不说，仅就报纸而言，最明显的是停刊减版的现象大为减少，像《人民日报》都曾经每天只出四版，《北京晚报》周一停刊一期，为什么？因为纸不够用。 　　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报纸出版基本正常了，内容也越来越活泼，像《中国青年报》有一年春节还出过四色套印的彩色报，开了多色印报的先河。当时普通人家里基本没有电视机，小半导体收音机也是稀罕物，人们要想了解国内外大事，报纸是最主要的渠道，权威性也强。但要想在邮局订一份报纸，限于印量，有的报纸必须凭订阅证，而即便真能订上，整订一份大报全年也得小20块钱，不是小数，所以不少人习惯于零买报纸。 　　当时报纸零售品种不是很多，不像现在，时事政治、体育文艺、生活知识、天文地理，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主要也就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体育报》、《北京晚报》、《广播节目报》这些。中小学生看的《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基本上都要在学校集体订阅、分发，街上很少零售。当年最神秘的就是《参考消息》，像秘密文件一样，领导才能看，最起码也得是国家正式干部，多少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也难怪，《参考消息》都是选登境外大通讯社的消息，按当时的说法，就是美帝、苏修、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通讯社的新闻，加上原汁原味刊登，哪能随便流传出去？谁能想到现在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参考消息》，愿意怎么参考就怎么参考。改革开放就是不一样。 　　出众的《北京晚报》 　　当时报纸零售方式十分简朴，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在邮局的零售网点，像天安门广场东南侧棋盘街的北京市邮局，前门大街和东单、西单等处邮局里面，设有卖报纸的柜台或桌子。因为是在室内，不可能吆喝，人来人往，静悄悄中缺少了一点儿生动感。街上卖报就不大一样了，一大早，卖报人背个大兜子，装满了各种报纸，再把手里的报纸捻成卷状，延伸一尺多高，卖一份抽一份。那里卖报靠货真价实的吆喝，决不像现在，一个小电喇叭代替了人，冷冰冰地循环喊着。当年卖报人的吆喝，声音高低起伏，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先是吆喝出报名儿，再吆喝新闻的主要内容。那时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多，什么“中苏论战”、“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都是吆喝的主题，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卖报人大多有固定地点，也有走街串巷的。兜子一背，装好零钱，像《人民日报》曾经对开一张半六版，五六分钱一份；《北京日报》对开四版，4分钱一份；《北京晚报》四开四版，两分钱一份。零售的报纸卖得都很快，极少有积压的，时间稍微晚点，想掏钱买都没有了。 　　笔者当年是《北京晚报》的热心读者，买报曾是我最大的乐趣。记得1961年和1963年，中国乒乓球队分别夺得了第26、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三项冠军，1965年的第28届世锦赛更是牵动人心，街头巷尾议论不断。而下午出版的《北京晚报》是提供必威体育精装版战况的唯一报纸，所以格外吸引人。我一放学就早早赶到邮局，焦急中静静地排着队，望眼欲穿地等待报纸。来了以后，匆匆递上2分钱，不等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读起第四版的“体育新闻”，看到没有买到报纸的读者的失望面孔，自己的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每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庆祝活动上午10点开始，中午结束。当天白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只是在一版刊登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照片，庆典新闻10月2日才能刊登。而《北京晚报》却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当天下午就报道首都庆典盛况，并且配有照片，是最及时的报纸。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激光照排，印报纸还是人工排版铅印的方式，抢出当天的新闻，真是兵贵神速了。当天的晚报也是最难买到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述说。1965年初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北京晚报》很晚才送到，一版刊登了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新闻和大幅照片，仔细一看，版面出人意料，竟然一反平日四开小报的格局，改出了对开大型报纸，体现出了庄重和大气，也体现出了国家政治生活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北京晚报》历史上出版对开报纸绝无仅有的一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