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契约与组织》解析.docxVIP

经济发展中的主次因素菲吕伯顿和瑞切特《制度和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定义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科斯：制度对交易成本影响水平的重要作用；制度就像是一个过滤器，它决定了决策者所能得到的机会；难以获得的机会被附加了“制度税”，这种税在某些情况下高得使这类机会不可能得到。制度的变化能产生新的机会组合。制度的变迁在一些情况下源于政治力量的变化。除了政治因素，要解释制度安排的兴起与衰落必须求诸于非制度因素。资源禀赋在塑造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资源禀赋：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资源、天气、地质、水文和其他地理条件；制度：人们为方便合作而做出的安排。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要高于以后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众多的上下层制度安排以引导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这些安排，使得资源禀赋的作用突出。制度从原始状态诞生的时间和地点。古典经济学：没有忽视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系统、综合的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新古典经济学：不太提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占据经济学家思想的是，成熟市场在解决资源分配和收入问题中的作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的通论（为什么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会发生大萧条这样的事件？），本身不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着重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总储蓄与总投资、以及它们与总收入之间的联系），以说明经济波动而不是实际增长。哈罗德和多马：试图理解充分就业条件下导致国民收入和劳动供给增长的因素。没有考虑制度上的差异以及其他资源禀赋的变化。他们将经济的增长建立在劳动和资本的供给上，采用了经济绩效的资源禀赋的观点。劳动的增长是由人口决定的变量，而人口的增长却被简单的假定而为解释。资本的增长认为部分是外生的，部分是内生的。内生部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阐明的GNP对投资的作用；外生部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假定固定储蓄的边际投资倾向和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但是，他们忽略了因技术、制度以及其他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企业家的作用就是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这部分取决于制度变迁。熊彼特：将制度安排看作是时间过程中的一些事实，并在其分析中认为它们是外生的，只具有短暂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随着人口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没有费力对制度的作用进行清晰分析和实证检验。刘易斯：注重研究在追求增长时增长源泉和不同社会之绩效的差异。他讨论了产权对激励的重要性，富裕对人口变化的重要性。刘易斯和熊彼特的著作都赋予制度性的增长源泉以更大的作用，但都未能对发展理论的实质产生重大的影响。索罗：强化了资本和劳动供应不足以解释总产出的看法，他指出，总产出的增长比土地和劳动供应的增长要快。因此，增长还存在其他的源泉。索罗认为技术是一个重要的但容易被忽视的变量。技术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索罗没有讨论。（技术与投资无关）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将技术变化速度的重要差异归因于制度。提出了两个引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制度特征）。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经济绩效随技术的快速变化而提高，技术变化又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制度成为了主导的决定力量。技术，也即专业化的分工引起了大规模的市场，大规模的市场又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变化，但是技术变化容易被复制，所以有效地产权制度的改进是必须的。非制度因素在诺斯强调的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市场规模和产权不是外生的，而是由其他因素（非制度因素）引起的。循环论证：运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技术变化——运输成本降低财富和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市场刺激了技术的变化——技术变化通过影像财富和人口导致了技术变化要做出一般的解释，注意力应放在自身不被定义为技术进步的产生技术进步的因素上，市场规模自身从根本上由技术变化决定。分工以及其他的技术进步限制了市场的规模。（p92）产权的改善能够增强人们将资源用于促进生产力的意愿。诺思认为，界定清晰地产权制度使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作者的观点：产权的产生和明晰化是对创造和改变产权的预期收益所做的反应。（例子，土著美国人的土地家庭所有制）非制度因素（资源禀赋）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为重要的源泉。究竟哪一个源泉（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产生了技术变化或经济变化，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其中重要的是制度和资源的相对可塑性，如果制度是高度可塑的，则制度更可能由非制度因素（如资源供应）内生决定。通过改变制度安排，（在一定成本下）资源供应也可以增加或改变。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相互影响。经济发展的早期（抛开原始需要的差异并且制度和技术还未开始），发展速度存在地理差异的原因探索：初始禀赋是一个真正的解释经济发展过程差异的外在原因，打破了循环因果关系。一旦经济开始发展并持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