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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怎样消灭医疗红包？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台湾的医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成就令全世界为之瞩目，据2012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亚洲新视野：台湾医疗奇迹》介绍：全球前200大医院中，台湾就占了14家，仅次于美国及德国，排名全球第三，也是亚洲第一。 在医疗政策方面，台湾多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也让各国医疗改革专家刮目相看，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曾赢得全球第二优医保系统的国际声誉。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在当年出版的季刊中，针对医疗品质和医疗资源，评比包括台湾在内的27个先进或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台湾健保以仅次于瑞典的名次，名列全球第二。 面积仅两个北京市大小的“弹丸之地”台湾，如何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医改神话？在此变革中台湾医院、医生和患者又得到了什么样的益处？曾经付出过怎样的代价？《医学界》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来自台湾医疗界的政企人士：前台湾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教授，和台湾坜新医院院长张焕祯。 往事也“不堪”回首 尽管现在风光无限，但三四十年前的台湾医疗与当前的中国大陆极为相似，无论是从体系制度、产业结构还是医患关系角度来看，大陆医疗业这些年来遇到的问题，对于多年前的台湾也“似曾相识”。 台湾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教授告诉记者，当年的台湾医疗，也曾经历过一段“红包满天飞”的时期。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仿佛可以窥见当前大陆医疗业中的种种痼疾。 从行业整体来看，当时的台湾非公立医院与现今的大陆的民营医院可谓是对“难兄难弟”，公立医院占九成份额雄居市场垄断地位，民营医院无论在市场份额还是诊疗实力上都难以与公立医院抗衡。另一方面，医疗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台湾庞大的医疗需求，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飞速增长，民众的医疗保健需求也相应暴涨的情况下，这种供需失衡的现象尤为突出。 “为了保障民众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权益，政府不得不将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费用压得很低，使整个医疗业处于供不应求同时价格又难以上涨的尴尬局面。”杨志良教授说。 对于任何产业而言，当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价格又被行政力量等外力强行压制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现象：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减少成本，或通过其他灰色渠道来提高利润收入。在这种情形下，收受病人的红包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创收选择了。 除了向患者收红包，当时的台湾医生还有另一条“灰色收入”渠道，即通过“走穴”看病来增加收入。虽然根据规定医生只能“定点”执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明里“定点”暗里“多点”。杨志良教授回忆，那时后很多医生的名片上都会印着一栏“晚间坐诊”地址，白天在医院看病，晚上在家里或其他地方看病。 医生正常收入低工作压力大，收受患者红包现象严重，医院腐败又低效，在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医患矛盾在当时的台湾医院也随之尖锐起来，医闹事件也变得屡见不鲜。这种现象持续了多年后，患者、医院和医生三方均对医疗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民间资本和企业家对医疗产业的关注。 政府民间联手推动变革 1976年，伴随着当时台湾政府鼓励民资办医政策的兴起，台塑大王王永庆投资创办了长庚医院，它仿效美国医院模式，将其管理核心定位于“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在经历最初几年的亏损后，逐渐开始获得15%的年利润提成，成为台湾最赚钱，同时也最令患者满意的医院。长庚医院获得的“名”、“利”双重回报吸引了各大企业集团的纷纷效仿，一时间，非公立医院纷涌创办。 据台湾坜新医院院长张焕祯介绍，除了“以患者为中心”这一管理理念上的创新，长庚医院在管理上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严禁任何医生收受患者的红包，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来增加医生的“白色”收入，此令一出，即不断有医生加入到长庚医院效劳。长庚医院这一充满“正能量”的举措，对其他民营医院甚至公立医院也产生了联动影响，各大医院纷纷效仿改革医疗管理方式。 医生的服务酬劳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自然也水涨船高。但比起公立医院价看病便宜“红包”贵这一顽疾，越来越多的患者宁愿选择“定价高实际费用低”的民营医院，毕竟，透明的收入和支出会让医生和患者对彼此更有信任感。 与此同时，台湾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医疗制度改革，通过各种医改措施来提高民营医院的同公立医院的竞争能力，总体而言，当时的改革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限制公立医院发展规模，不鼓励兴办大型医院，规定一个地区内每万人床位数超过40床的医院必须限制其发展，对于万人床位数在20床以下的医院政府将对其予以建院贷款利息上的扶持补贴，以确保地域内形成充分的竞争环境。 二、建立“医疗网计划”，将全台医疗点按区域分为63个区，分散医疗资源布局和医院的接诊压力，避免产生由于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地域性短缺或者浪费。 三、限制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内容，除了肺结核、麻风病等一些传染性疾病外，一般的常见病诊疗服务民营医院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