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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中国 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是研究托尔斯泰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与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关系密切。罗曼罗兰在该书的正文中写到：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便已失去了信心，而他的顽强信仰已远远的在寻找他能托付此重任的其他民族。他在考虑“伟大而聪颖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已经被召唤来重新寻回西方民族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那种自由”，而中国人将领导亚洲人在“道”这条永恒的规律的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 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如同在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的日本一样，否定了自己往日的智慧，以效仿欧洲····· 《托尔斯泰传》中的托尔斯泰关于中国的言论既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困惑，也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因为托尔斯泰提出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拯救人类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的五四运动前期。不少研究者就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不倦的研究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下分两个方面讲述： 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 在外国古典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命运如此关注的人。 在1884年他写的总题目为《中国的贤哲》一文中，他赞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劳动中比得过中国人：吃得那么少，干得那么多，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得过中国人那样善于耕种土地并靠土地养活自己。···中国人不干坏事，不和任何人争吵，总是多给予而少索取。” 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20年的现状：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农民纷纷破产，忍饥挨饿，大批死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切促使他世界观的激变，也促使他从更广的方面探索。他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试图从东方的古典哲学，特别是从中国古代圣贤们的学说中寻找生活的真谛。出版家列杰尔列问他，在他成年之后，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大？他的答复是：在东西方的哲学家中，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而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 他与老子：托尔斯泰早在1877年就开始研读老子的著作。1881年他根据巴黎出版的法译本翻译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在1884年3月6日的日记中她写道：“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在同年3月9日的日记里他还写道：“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入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列夫托尔斯泰特别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他按自己的理解把“道”翻译为“神”或“上帝”。主张用“无为”来对待一切。其实，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早在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中就有体现。 他与孔子：托尔斯泰是从1884年开始研读孔子的。再给挚友契尔特科夫的信中，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具有“非常的道德高度”，“有时甚至达到基督教学说的高度”。在11日的日记中写道：“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即智慧，即力量，即生命。”在29日的日记中写道：“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会完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在他写的《孔子的著作》里，她分析了中国人的信仰：“请看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先师孔丘是这样说的：所有的人都是天父生的，因此没有一个人心中不是蕴藏着爱、善、礼仪和智慧。但是尽管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善，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使这种善在自己的身上培养成熟。···只有具备巨大的理性、聪明和天赋的智者才能培植起心灵的善，他们是人群中的杰出者。于是天父委命他们当领路人，···伏羲、高辛及尧、舜等五帝就是这样受命于天父的，···” 托尔斯泰在研究孔子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孟子、墨子等圣贤的研究。他在1884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开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他非藏欣赏墨子的兼爱思想。 对中国圣贤的研读一直伴随着托尔斯泰至生命结束。他在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尽管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却把研究编辑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持续到生命的结束。 托尔斯泰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俄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许多文人都做过这样的评价： 鲁迅：“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而外国文学潮流中，最大的潮流是俄罗斯文学。” 郁达夫:“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 冯雪峰：“19世纪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