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林少阳.docx

书写林少阳略说“书写”的法文为écriture,英译为writing,而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的同一法语词汇却被汉译为“写作”，也许巴特比较“文学”之故。在此统译为“书写”。同属汉字圈的日本则有时翻译成“书记”、“书记行为”、“书记体”，有时则在汉字上标上法文的音译或干脆以法文音译。无论如何，近年“书写”之所以成为后结构主义等欧美现当代思想的关键词，似乎皆拜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所赐，但它有着德国思想和理论的启示。综述罗兰·巴特的书写与德里达有所区别。欲明了巴特的书写概念可从他对符号学与语言学关系的看法谈起。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分支，而巴特对索绪尔新的解读被他称为trans-linguistique(且译为“跨语言学”)。借此术语，他将索绪尔语言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逆转:他认为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而非相反，因为在实践的层面上人类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全部无非是其分支学科。他的“跨语言学”将语言学广义化，将上述学科囊括其中，因此，他建立在“跨语言学”上的书写概念也变得非常广义。他甚至将所有的视觉性、空间性的符号体系都纳入其中。如他的《表象的帝国》将日木的禅寺也视作书写。至此，他完全将索绪尔抛在了一边。在这方面，巴特对语言学的看法与拉康显然有异，后者认为语言学只处理显露于潜意识并受制于潜意识表层部分的意识。巴特说:我们可以把符号学正式地定义作符号的科学或有关一切符号的科学，它是透过运作性概念从语言学中产生的。但是语言学本身多少有些像经济学一样(这种比较并非无关紧要)，在我看来，正在遭受著分裂。一方面，语言学正在趋向形式的一极，另一方面，它正在吸收着越来越多的、越来越远离其最初领域的内容。正如今日经济学的对象无处不在一样(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语言学的对象也是没有限制的。按照本维尼斯特的一种直观的说法，语言的结构就是社会性本身。语言学正在解体。对我来说，我把语言学的这种解体过程就称作符号学。(巴特尔:14)（第528页）显然巴特的书写更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语言学相结合，在这过程中他吸收了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的话语( discourse)理论。后者的话语理论批判索绪尔语言学中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认为这一类结构忽视了语言主体与语言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复杂性，而主张一种关系性的话语理论。巴特的理论更强调了语言关系中的社会关系性，由此试图通过与经济学相提并论的无所不包的“跨语言学”，去重组传统的人文学科。他的书写甚至将时装等包括进来，并尝试将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马克思主义课题纳入他重新定义的书写之中。他的文学观也可窥见其左翼乌托邦色彩:文学从马拉关起开始找到了(至少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它的确切形象:现代主义。从那时开始，我们的现代主义或许可用这样一种新的形象来定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乌托邦······马拉美说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是同时出现的。(巴特尔:11)如耶鲁学派的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指出的那样，书写的理论家看到了能指/所指关系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某种联系。如果能指是观念存在的物质条件，那么所指的特权地位就相似于商品崇拜，这利商品崇拜源于资产阶级视而不见劳动和经济存在的物质条件。因此“能指的解放，对“唯心主义压抑的反抗，发动差异和欲望的力量来对抗认同的法律和秩序”，是考察包含巴特的书写概念在内的1968年巴黎新左翼的政治课题。(兰特里夏等:54)书写概念在哲学领域登堂入室，与德里达的出现密不可分。有论者曾谈及，德里达的思想由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三个“H所决定，(Rockmore： 140)但这一说法在下述叙述策略的意义上可能是成立的:德里达对黑格尔和胡塞尔绳愆纠缪，而对海德格尔则吐故纳新，批判性地继承。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将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这三者理论广收博采，并将这三者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并赋予新意。有论者认为不可高估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Lucy; 7)但也有论者认为海德格尔于德里达，恰如康德于黑格尔:正如黑格尔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完成者一样，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来说也是一个类似的存在。(Rockmore： 140)此一复杂问题暂且存而不论。德里达就其“解构”概念在中国的演讲中明言:“我当时希望把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破坏)与Abbau(解体)翻译并采纳过来，为我所用。”(杜小真等:230) 1983年在I本发表的演讲中他更为详细地说:“破坏”与“解体”出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我很重要。我现在的工作明显与其有关。我从解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出发，但我（第529页）将海德格尔带到了大家周知的书写的问题圈内。这一问题圈与他无关，但可以看出他的影响机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