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江三角洲市场化进程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doc

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市场化进程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理论概述 　　二、区域市场化模式差异 　　江浙沪三个省（市）的经济密不可分。然而，其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模式又各具特色。 　　（一）早期发展模式与制度差异 　　在早期，江苏人在本地发展制造业，上海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资本，而浙江人和浙江资本则在上海发展，这一状况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地制度形成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发展模式差异并没有影响三地经济的融合和一体化。这种融合以逐利性为动力，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既满足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也形成了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改革开放后不同区域的制度变迁差异 　　在三地制度变迁模式中，上海和浙江刚好是两个极端，江苏则处于中间状态。上海是典型的转轨经济模式，浙江是比较典型的新古典模式，江苏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模式之后，近一、二年开始，逐渐开始形成以股份制和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模式。 　　三、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三地制度变迁模式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了三地加强合作，互补互利的基础。 　　（一）经济发展过程差异 　　江苏省早期以上海为依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产与国有企业相配套的产品、配件和短缺经济下城市工业不能顾及的差异市场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让出了一部分产业和市场。主动接受产业转移的乡镇集体企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迅速成为江苏经济活动的主体。二产的比重迅速上升，形成了一种二、三、一比重顺序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一种制度变迁使得江苏和上海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性，也使其产业层次也要低于上海。企业微观组织的创新使得模糊产权的局面逐渐改变。“三外齐上”战略的巨大成功使江苏省企业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外向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由区际贸易转向国际贸易，由内向型经济为主导转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 　　浙江省同样也受益于上海的产业转移和市场相让，但更主要的是个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创新。“从夹缝里求生存”的市场意识使得浙江省的个私经济总能以小规模（相对而言）得到发展，单体规模的偏小制约了服务行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偏低。产品的中低档性质决定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下，技术进步的要求不强烈。但其产品和技术与上海有很强的市场互补性。制度的灵活性也有其负效应。民间金融创新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对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的替代，使得企业和政府缺乏利用外资的压力和动力。极强的市场意识使其总能抢占区际市场先机，但因此削弱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力，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区际贸易为主的内向性经济。但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区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区际市场上的信息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成本也相应增大，浙江人开始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并显示出巨大的后发优势。 　　“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的追求，使上海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三次产业结构已形成三、二、一的序构，由其服务功能所引起的极化效应越来越强烈，吸引了众多国内国外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上海，纷纷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或把总部搬到上海。而这些举动反过来又强化了上海的极化效应，形成一种了正反馈机制。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转移或升级改造使得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又伴随着产业组织的现代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稳步推进和三资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上海拥有了众多现代化组织的大型企业和巨型集团。大量外来资金的涌入加速了经济市场化和市场国际化的进程。高品位的市场构成增强了上海的国际竞争力。上海作为我国与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基地，是一种典型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 　　（二）产业结构差异 　　如果深入到较细的层面，江浙沪三地的结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 　　三次产业的结构差异 　　上海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整体发展。上海第三产业比重2000年为50.6％，虽然比江浙两省高14.3个百分点，但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大致只有东京1993年时的2/3，第三产业水平仍非常低。在这种状况下，江浙两地既较少得到来自于大都市地区的服务，又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具有一个非常强的对手，其结果是三地都难以形成区域发展的“帕累托最佳”。 　　制造业结构差异 　　江浙沪三地制造业，大致不存在着通常所说的所谓“同构”问题。上海产业层次最高，江苏次之，浙江最低。与自然矿产资源有关的产品，上海与浙江占全国的比重大都较低。三地钢铁产品，则以上海占全国比重最高。汽车、轿车和微型电子计算机，这三种产品都是上海比重最高，江浙比重很低，甚至为零，反映了上海在产业层次上，明显高于江浙两省。产业层次较高的产品，江苏占全国的比重，大致都高于浙江，如集成电路、家用电冰箱、彩电、家用洗衣机、房间空调器和金属切削机床。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