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红新文化史研究综述.docVIP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cliomet rics) ,在法国是“系列史学”(histoire serielle)。计量史学家们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历史研究模式，决定对历史研究进行突破与创新。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的重要转折。标志这一转向的是197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和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兹编的论文集《文化解释论文集》。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更深层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表现出来，他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格尔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存在的。因此，研究文化的任务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仪式、精神旗帜、观念、宗教等象征物的表达符号。 此外，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称后现代主义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结构主义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后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完善而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任何既定的状态中每一个要素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由与它相关联的并卷入这一状态的其他要素决定的，因此，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全部意义都是在结构中被赋予的。20世纪60、70年代，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展开了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后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固定于一种作为文化的词语中，而是有其自身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始终潜在地变化着。在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可以被解构，只不过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建构”而已。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实体，它只是在意识、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或表象中才存在。正是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史发展起来了。 新文化史起源于法国。在60年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仍旧占着主导地位，他们继承年鉴学派开创的总体史的写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运用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这种历史也被称为“结构史”。但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反感，他们运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开拓了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等新的领域，促成了心态史的繁荣。一批历史学家也经历了伏维尔所说的“从地窖到顶楼”的大转变。心态史可以看作是新文化史发展的第一阶段。阿尔方斯?迪皮戎在研究“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中，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罗贝尔?芒德鲁在《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中，增加了对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的考察。此后，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巫术活动从被接受到遭到镇压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勒高夫在《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这篇名作中分析了“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转变，探究了背后反映的人们心态的变化。乔治?杜比在《三个世界》中，探讨了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表象”三个概念。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利用时任帕米埃主教的富尼埃审判异端的审判记录，揭露了一个小山村居民面对爱情、婚姻、死亡的态度和宗教信仰。但这些历史学家并未把心态看作是完全独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相反，他们仍认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研究尚未脱离结构史的范畴。 70年代后期，孚雷和莫娜?奥祖夫主持对法国书籍史的研究，他们不是研究伟大的著作，而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和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