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历史文化漫步.docVIP

天津历史文化漫步。 （1）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母亲河”，称三岔口为“天津的摇篮”。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 （２）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初仅一渔堡耳”。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 （３）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挂甲寺”。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 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后者被列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４）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粮食、布帛皆仰给于江南，为此开辟了海上运输线，漕运文化、妈祖文化伴随而来。直沽是漕运的终点码头，为祝祷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后建造了两座天妃宫（天宫后），每当漕船抵达，官员隆重举行酬神祭典，成为直沽社会生活的一大盛事，从而活跃了天妃宫周边的商家生意。天妃宫的建立，可视为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坐标，故古谚有云：“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 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护航“女神”，在“落户”直沽以后，又演化为兼司护佑妇婴包括生儿育女的“子孙娘娘”，成为津沽妇女至尊至爱的膜拜偶像；后来又被颂为“三津福主”，俨然天津城的保护神了。至康熙年间，又推出“天后出巡散福”盛会（皇会），届期全城载歌载舞，万人空巷，犹如西方的“狂欢节”。妈祖文化渗透民俗民风领域，构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５）明朝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天津命名，设卫筑城，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石，再过两年，就迎来建城６００周年。天津设卫，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军旅常驻，商贩云集，流动人口激增，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卫志》载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也就是说，天津接纳了戍边、漕运、经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应提出的是语言文化。据语言学家考察，别具特色的天津话，母语源于江淮，人口构成的变化铸造了天津方言。伊斯兰文化是随同回民迁徙而传入的，设卫之初落户津北天齐庙、穆庄子（后合并称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方杂处，风情各异，移民文化丰富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内涵。 （６）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５）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有利于商旅往来与物产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开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经济发展扩大了文化发展空间。 自清代中叶以来，码头周边陆续出现了许多茶馆、书场、戏园，外地伶人纷至沓来，名曰“跑码头”。原来农村的野台子戏班走进城市舞台，评戏、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扎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视天津为“发祥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鼓曲走俏津门，名角辈出，为此赢得“曲艺之乡”美誉。独具地方风格的社火（民间集体游艺活动）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活跃于乡里。民间习武之风始终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称为“回汉双侠”，闻名遐迩。民间工艺精美无比，杨柳青年画早在清初就已经远销“三北”地区；张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赏，誉满三津；砖雕、木雕、风筝、绒花、剪纸的制作，都有独到之处。凡此种种，无不具有码头文化的魅力。尤应提及的是，民国以后，武侠、言情、警世、评书之类的通俗小说，覆盖文化市场，并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说作者，其中名家如刘云若、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人的作品，脍炙人口，畅销一时，天津因此被称为“通俗小说北方创作中心”。码头文化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称市井文化。 码头文化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