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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思想的力量——独家专访王澍作者:小文2012年，中国不仅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收获了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澍成为获得这一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首位中国人。此前，美籍华人贝聿铭在1983年获得这项大奖。与全民关注莫言获奖不同，49岁的王澍以低调平和的态度让周围的热闹成功“降温”。日前，笔者采访了他，倾听他一贯平静的声音。这位“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为我们呈现了当下中国建筑界所稀缺的持续的、连贯的思考。他直面当今建筑所存种种弊病，并以自己的行动作出回答。他的赤诚让人们体会到思想的力量，而行动着的思想比思想本身更有意义得多。建筑师光为人服务是不够的。建筑师想要真的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要变成一个文化战士笔者：在很多人看来，普奖就像是一个标杆，让您在世界建筑的舞台上登了新的高度。您的生活是否因此而改变？王澍：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也不想改变。只要自己不想改变，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稍微有一点烦恼，因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我原来一直保持着特别平静的生活，一种半隐士的生活。笔者：不会因此而多接项目？王澍：我的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工作室”。不同于大多数的事务所，我们用研究性、实验性的方式做建筑，建造方式决定了我们要控制建筑的数量和质量。获奖本就是对我们原来工作方式的肯定，我们还会按原来的方式去做，把速度放缓，深度做深。笔者：这样做需要有一颗甘于寂寞的心。王澍：这个时代太积极了，和它保持点距离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也是入世的，只是我入世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一直是用一种很平静的、看起来仿佛消极的态度去入世。但在碰到问题时，我从来都是直接面对的，用平静却非常坚定的姿态去解决问题。笔者：很多人在研究您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王澍：普奖的意义在于确定一个优秀的标准，让人们可以研究什么是优秀的建筑。得奖的建筑师也会被研究，了解他是怎样的人，致力于什么。我的得奖对其他有理想，并长期保持真诚态度的建筑师来说，是种鼓励。我的建筑都在国内，建筑活动也在国内，很多年轻建筑师都和我很熟，他们知道我的工作状态，了解我的作品，他们看到我获奖，自然也就相信，只要努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笔者：但有很多建筑师诉苦：受制于“甲方”，理想不得实现。王澍：我常常对甲方提要求，比如不许强迁、不能干涉我的创作等等，否则我就不接这个项目。我不是获了奖才这样的，而是出道开始就这样，从没变过。很多建筑师说什么迫于生计，我从来不认这个账。这些年来，这种话越说越苍白，因为这些建筑师其实已经赚到很多钱了，可他们还这样说。这不是生存问题，而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我们能改变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里，当一名职业建筑师，光为人服务是不够的，建筑师想要真的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要变成一个文化战士，要有战斗的姿态。我相信思想的力量。这个时代的问题都是新问题，碰到这些问题，思想没有力量是不行的笔者：您长久的坚持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王澍：我是一个智商不是很高、但是有点智慧感的人。我经常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有点古怪的事。比如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埋头看书，那就是我。后来，大家都回到课堂、拼命学习了，我却又背着包，按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路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整整走了三个月。笔者：就像你十年临同一本字帖一样。王澍：不止十年。只要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达到原写者的意境，我就会一直临下去。我临一本唐朝的字帖，我就要让自己进入唐朝的那个状态，要“穿越”。但“穿越”不是一下子就能“穿”的，需要人的精神、思想集聚于一点。这很难，但我觉得，坚持下去“穿越”就有可能发生。笔者：就像您领奖时所说，足够久的坚持是可以做成一些事的。王澍：这是一定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天分不够，我觉得只是大家的兴趣太多了。如果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锲而不舍地、足够专注地坚持下去，假以时日，你在这个领域里一定就是天才了。把有限的力量变成一束激光，就有穿透力了。笔者：怎样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王澍：读书能帮助你看清自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个时代，人最不容易看清的是自己。笔者：所以你大量地阅读，而且读的都是和建筑无关的书。王澍：它们和建筑无关，但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书。比如我对农村问题感兴趣，我就读费孝通先生的《乡村调查》，真正地读到书里面去。我是一个读书特别庞杂的人。我对哲学有兴趣，就读了几乎所有中西方的哲学名著，脑子里对整个哲学史有了基本清楚的概念。我对数学思想革命感兴趣，对物理学对这个时代的变更发生的作用感兴趣，对人类学感兴趣，还对社会学在这个时代的思想方法论上的作用感兴趣，我就去读与这些相关的书。当然，我也读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书，还读小说、杂记。读大量的书，大量地读。我相信思想的力量，读书是为了锤炼自己的思想。这个时代的问题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