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docVIP

梁漱溟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我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要求，是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一举改变我国传统农业国性质进入现代社会、解决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和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性措施，更是惠及农村千家万户的德政工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代表中间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光辉思想和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 我国农村社会是全世界最复杂的社会形态，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均没有在如此量大面广、人地矛盾突出、文明背景深厚、基础设施落后、管理体制复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形态中进行大规模农村建设的先例和经验新农村建设不是短时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项艰巨复杂在一定历史时期展开的系统工程，也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鉴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调动党和国家甚至整个民族的智慧和思想积累进行应对，今年二月二＋一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因此，豁清近现代中国社会有关乡村建设的一些试验，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启示意义。 一、梁漱溟基本理论观点 （一）中国近代失败原因和人类文明未来走向梁漱溟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组织，认为不同类型文明中社会构造不同：“西洋”人重集团，中国人重家庭，于是中国由家庭单元衍生出伦理本位，走向职业分途，形成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和谐社会；“西洋”则从集团演化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社会。“西洋文明”强盗式进人中国之后，冲击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使之几近崩溃。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叠加，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明失控，是近代以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自救之路在于建设新的基层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传统文明精神与“西洋文明’精粹的交流和融合，也即学习“西洋”团体组织和科技，以此培养发展我国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儒家生生不息乾健向上的精神；未来文明间的博弈和复兴在于中华文明能吸收多少西洋文明的成分壮大自我。梁漱溟一生倡导新乡村建设运动，先后在河南、山东菏泽与邹平县从事新农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造实践，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研究，探求中华民族图存自救和伟大复兴进而拯救人类之路。 鉴于三十年代我国农村现实状况，他认为，乡村破坏因素源于国内、国际两方面，西洋帝国列强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对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组织崩溃的影响尤其重大，一是政治属性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二是经济属性破坏力—外国经济以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成为破坏乡村之助手；三是文明属性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和西洋化的社会风习渐变所带来的破坏。以时序看，近代史百年前半期是近代都市文明之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城市，后半期是反都市文明之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乡村。中国旧社会结构崩溃源于中国文明的暂时失利。 梁漱溟把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渐次发展的三个路径第一条路径一一方文明，以意欲向前发展即人对自然和对他国资源财富的疯狂掠夺为根本精种；第二条路径—中华文明，以意欲自为调合持中为根本精神；第三条路径—印度文明，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 他认为，人类生活主要为人与物、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生命的三大问题，对应有三种根本态度和三条路径，西方文明以意欲向前要求（欲望的外泄）的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即人与物的问题，中华文明以第二种态度即意欲调和持中（中庸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心的协调发展）解决第二个即人与人的问题，印度文明以第三种态度即意欲反身向后（内省的反观内心）解决第三个问题即人与自身生命问题。于是人类文明演变为西洋、中国、印度三大文明体系。 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出现时期则有先后，所以，近代以来，以“西洋文明”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即建立在人对自然无限掠夺的工业化文明尚未完成，中国没有走完第一期就进人了第二期，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早熟期和成熟期，所以“不合时宜”，受了很大的“病痛”，即因文化的失败而引发社会组织的崩馈。但人类文明终归要进人第二期，届时中华人生态度将取代西洋文明的第一种。因此，未来人类文明的前途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也是拯救世界不至于陷入无休止战争，争夺资源和财富导致人类毁灭的唯一必由之路，所以，救中国就是救人类。 （二）中国应该走乡村建设道路 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走日本式的发展工商业之路原因一是国内情势即国情不同，中国人地矛盾和恶劣生存条件是困扰中华民族的基本矛盾。二是国际情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