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docVIP

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是当是当时对立的治国主张。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通过这样比较，他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正确和必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恃德不恃力，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道之以德是提高其道德自觉，齐之以礼是规范其言行举止。德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和落实。德是灵魂，礼是形式。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构成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最后落到人的“正”。孔子、《论语》的中心思想，落到了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上。 由此，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一定程度上孔子对法制刑政也有所忽视。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庶、富、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在当时，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墨子说：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他提出的富、众、治三点，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庶相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一个主张教，一个主张治。 在富和教的关系上，富在教之前，先富后教。《论语》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但是《论语》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国遇到灾荒，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哀公问有若怎么办？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哀公说，现在我都不够用，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老百姓富足了，你国君就不用发愁；如果百姓都不够用，你从哪里去征收呢？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民富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 还有，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是主张平均主义。其实未必如此。朱熹注说：“谓各得其分。”董仲舒则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这些解释，都以为孔子所说的“均”不是平均，而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和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也是体现了各得其所的意思。所以这一章的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也反映了孔子关心民生的思想。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