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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与道理　　　　法理者，依据法律规定对权利义务和是非评判给出的理由。道理者，合乎道德观念对是非评判的一般认知所给的理由。在逻辑关系上，道理是集合概念，是社会全部道德观念的总和。法理体现立法者的道德观念，是道理的一部分。两者不相重合部分即产生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　　有争议应当讲道理。俗话说道理愈讲愈明，而事实上许多道理因观念迥异或认知滞后难求一致，长期争论也是扯不清，道不明，例如“蛋鸡论”、“权法论”。先蛋论说鸡是蛋孵化的，无蛋何来鸡。先鸡论说蛋是鸡生的并引据考古发现鸡是由爬行兽进化而来，但爬行动物基本为卵生，于是便产生新一轮的“卵兽论”循环，永远扯不清。权大论说法是人制定的，有权便可立法，有权也可废法，甚至非常时期行使特别权力。法大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总统平民，均无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权力必须服从法律。对此争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早已给出了答案。洛克的天赋人权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无不散发出睿智的光芒，对摧毁封建专制，构建民主社会和法制国家奠定了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不乏民本思想先哲。荀况说过“民为本，君为轻，社稷为重”，黄宗羲也说过“君为客，民为主”。在皇权专制大一统的社会里，这些思想犹如漫漫长夜涤忽闪过的流星，无人拾起并形成完整的体系。用今人眼光，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无其生存的土壤。一则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贫瘠之土无法输送足够的营养。二则这块土壤里原本种植着皇权专制的树，这棵树经过儒家思想几千年的灌溉培育，已经是枝叶繁茂绿荫盖地，再也容不得其他芳草侵袭其领地，那怕是处在萌芽之中。因此，中国不可能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德诸国产生出人民民主思想，公开亮出人民主权的旗号，并将思想理念引向政治实践，用全新的政治制度完全取代封建专制制度。面对世界大势，中国即使走维新改良之路也必然此路不通，因为没有思想理论基础，没有民众社会基础，也没有生产力经济基础。解释这个问题，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然是至理名言。　　近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变革便是皇权沦丧，与此相应的封建专制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便是几大军事势力的抗衡争斗，政权的更迭，其间穿插一场抵御外敌入侵悲绝惨烈的战争。历史进程大抵如是。在皇权沦丧之后，何以代之？本土的苗早已窒息结不出民主共和的果实，他国却有不同的模式和样本可以参照。代表不同道德观念的阶层纷纷提出其政治理念，有主张欧美版的，也有主张苏俄版的，还有理想版、复古版等等形式，比较著名的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大主义均包含民本思想的元素。无政府主义超脱绝尘追求彻底的个性解放，另两大主义直接碰撞演绎一场生死博弈。历史诡诘之处往往是高潮嘎止或绝境逢生，结果是弱者战胜了强者。或许是忙于夺权，忙于战争，忙于政权的稳固，胜利的一方已无暇另起炉灶采用适合国情的政治模式，便全盘引进邻国的政治体制。当然，其中也包含某些新的探索和传统，这一部分所体现的也就是本国的国情。然而，探索之路毕竟刚刚起步，传统则已根深蒂固。政治体制国产化带着浓郁的中华传统色彩，笼罩着封建的阴影。　　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业绩令世人瞩目，客观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培育了土壤，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体制的主干部分已被输出国自己所摒弃，现行的政治体制也必须进行改革。　　政治体制事关国体，如此大题目并非平民百姓不可妄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事当由天下人共议之，国事大家谈，不论其代表了何种道德观念，道理应当人人都可以讲。言论自由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起始点。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封闭沉闷的社会，是缺乏想象力创造力产生不出民主空气的社会。保障言论自由，不以道德观念、政治信仰和种族性别的差异而有区别和歧视。改革政治体制应自广开言路始，消除法律之外对言论自由设置的各种壁垒和关卡。　　如同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腐败，言论自由也必须有约束，这个约束便是遵守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讲自由是讲道理，讲约束便是讲法理。法律赋予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法律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法律还规定了涉及言论的犯罪，主要是教唆和传授犯罪方法罪，诽谤、侮辱和诬陷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废除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口号旗帜鲜明地挑战专制和暴虐，宣布一切法外之刑均为非法。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任何人尽可畅所欲言，不必担心因言获罪，不必顾虑因言而失去自由蒙受牢狱之灾。只要不违法，尽可不看他人眼色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