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ocVIP

浅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写作背景简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作于1904年到1905年之间。在此之前，韦伯经历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在世纪之交跃居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强国；政治上，在俾斯麦的强权政治下德国中产阶级因缺少良好的政治传承在国家领导和治理方面缺乏远见卓识；社会生活方面，庸俗享乐主义到处可见，呈现出“精神侏儒”状态。因此，韦伯说德国成了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国家”、“一个习惯了由一位伟大的强权政治家全盘操纵的民族”。 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理性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全书的导文处，韦伯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对比，得出西方文明及其发展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于“理性主义”的结论。他认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气质。”我想，他这里所说的“个人能力和气质”就是指后面所要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社会行为概念里，工具理性在社会存在合理性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这本书中无疑也在宣扬和论证这种工具理性的合理性有用性。书中说“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按照富兰克林的观点，美德之所以成为美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用处（书37页），这种极端功利主义思想最理想化的解释了工具理性，但在韦伯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有时候践行美德并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立即的动机而进行的伪装，其中还有更多东西（P37）。“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这种计算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他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这与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有很大的道德伦理区别。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P57），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P56）。通过一系列的逻辑论证和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新教作为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母体之一，信仰新教的新教徒们，不论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理性的特殊倾向。 （二）天职观与预定论 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在韦伯看来，路德虽然提出了“天职”的观点，但他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路德教的信仰者们认为，短暂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他们怀着对世界末日的盼望，等待着主的降临，除了呆在原位，保持住上帝的召唤给他们安排好了的世俗职业，并像过去一样地劳动，就别无他事可做（P62）。这种传统主义的职业观，使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任何意义上的根本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种理性伦理观的心理基础。 真正使“天职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生产生作用的是路德的继承者，特别是加尔文教。韦伯说，“虽然没有路德的宗教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是想都不可想的。但是，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也不可能会有持久和实际的成功”（P64）。与天职观相呼应的加尔文教教义是“预定论”。预定论认为，人完全为了上帝存在，选民是预定的，信徒只有依靠内在的信念，即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同时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才能对抗焦虑心情。这一教义使人们将重心放在了现世，使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联系在了一起，它要求人们信仰、德行、忍耐、诚信、节制，将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P79），不相信忏悔得救。正是这种精神使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在掌握了经济权力之后逐步涉足政治文化领域，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主体。 预定论的思想使天职观不仅局限于视赚钱为唯一的目的，它将资产阶级对金钱的追求局限于和上帝有关的伦理范围内，限制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的滋生发展。这种天职观的观念对当代中国的职场伦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我们不信什么新教，不相信所谓的预定、恩宠，但新教所提倡的节制、忍耐、奋斗、信仰却是跨越时空不老不死的真理。我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任何字面上的主义，但必须要相信人类社会发展中历经几百年、几千年没有被推翻过的伦理精神，这是使我们提升自身荣誉感和幸福感的唯一精神指路明灯。 （三）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与世俗的禁欲主义不同，宗教改革后的禁欲主义不是逃避尘世、杜绝一切尘世欲求的影响，而是走出修道院，“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款应用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 韦伯所描述的禁欲主义主要是发端于英国的清教徒提倡的教义，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禁欲主义强调人各事其业的理性辛劳，即使是富人也不可以不劳而食，将人的体力和智力束缚在恒常不懈的劳动中。其次，清教徒们在职业观方面认为只要有利于公共利益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