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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字狱 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之一。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以清朝最盛。清代文字狱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代的文字狱多达8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康熙期间的文字狱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都有明显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未被追究。 雍正期间的文字狱 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 乾隆期间的文字狱 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具体事件 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鑨《明书》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浙江湖州富商庄廷，购得朱国祯《明书》之《列朝诸臣传》稿本。庄廷鑨刊行时，请人增添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康熙二年（1663）被人告发。是时，庄廷鑨已死，仍被开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卖书者，并地方官吏，被处死者达72人，充军边地者数百人，妻女均发边为奴。康熙十五年（1711）的《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案，戴名世作《南山集》（因居桐城南山，故名），采用了相城方孝标《滇黔记闻》中的材料，叙述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实，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事发，戴名世被斩，300多人受牵连。查嗣庭案亦系较大冤案。查氏为隆科多党人，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俗传“维民所止”）命题，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查嗣庭病死狱中，仍被戮尸枭首（《清世宗实录》卷48）。“明月清风”是前人口头禅，入清帝之耳，则被认为是对清朝的讽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兴徐述夔狱。徐述夔死后留下刻板《一柱楼诗》及《传》各一本。当时清朝搜查“禁书”甚严，将这两本书缴出。江苏藩司陶易、幕僚陆琰承办此案，未能查出“悖逆”之处，后来被人检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加以告发，被定为“大逆”之罪，将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对人活者处死，已死者戮尸枭首，连陶易及陆琰等人也均身首异处，以惩“大员负恩玩法”之罪。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 文字狱的危害：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