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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文化的历史 摘要：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是以农耕立国，养蚕与种桑，是古代直至近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5000多年的人工养殖历史。也由此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华夏民族农耕文化、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留下浩如烟海的各种传说、神话传说、成语典故、诗歌、和以其为素材描写的各种文学作品，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我国养蚕历史已很悠久，据说是黄帝轩辕氏元妃西陵嫘祖教民养蚕，后人即奉她为神。杭州湖州一带称为嫘祖娘娘，并建有蚕神庙。丝织也有神，奉轩辕氏黄帝。杭州有三处机神庙，明代建于庆春纺东园巷称中机神庙，涌金门又建一所，称上机神庙，艮山门石弄口又建一所，称下机神庙。每年春秋，机户用隆重仪式祭祀机神。厉鹗《城东杂记》中收有《机神庙碑》。详记兴革事，碑曰：“物创于臣，功归于帝，然则机有神，非伯余莫属矣。”按伯余何许人也？有人认为即黄帝，亦有认为是黄帝的臣属，按碑文则记机神为黄帝之臣伯余。乾隆六十年觉罗吉庆撰文，仁和县事邓云龙渤石于机神庙的《秩祀轩辕庙先蚕孝碑》，碑曰：“浙西杭嘉湖三郡蚕事之利侔于力田。……得机神庙于城东北隅，乃躬癸祭 矣。……因考先蚕之说不一，惟疏仡纪黄帝命元妃西陵氏如教民育蚕。则先蚕之神以西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业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以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有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事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蚕桑事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晋、冀、豫、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蚕桑、丝织业。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几个主要产区：齐鲁地区。齐鲁盛产蚕桑，《禹贡》青州贡有蚕丝或丝织品。战国时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文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产品以刺绣为主。河南地区。其一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西汉置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论衡·程材》），产品专供宫庭皇室享用。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商品进行贸易。《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楚国旧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可见战国以来楚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宫城以贮锦。城内锦江即以濯锦而得名。 两汉时代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晋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晋开始，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扩大。晋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东晋求桑种，于是辽河流域也开始种植桑树。不过那时种植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椹为军粮。但主要还是为了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了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区“户出绢三匹，绵二斤”。后历魏晋至唐代均实行户调制，可知丝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 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锦、纩（丝绵）均为上品（左思《魏都赋》）。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当时黄河流域丝织业较长江流域更为发达，长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锦。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