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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主义 (一)新村主义 首先,“新村主义”的由来。 “新村主义”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倡导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他宣扬“我们想造一个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我望将来有这个时代,个人需尽对于人类的义务,又能享个人的自由”。1918年他在九州的日向购得40亩地,盖了3所房屋,组织了20多人,建立起第一个“新村”,并进一步宣扬,掀起了一个所谓得新村运动。 在中国,将“新村主义”较早地系统地介绍进来的是周作人(1885-1968)。他是近代中国“新村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五四”前夕,他将“新村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来。 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大肆宣扬“新村主义”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实行泛劳动主义;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的。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其次,“新村主义”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由于周作人在许多期刊上发表文章,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少年中国》、《批评》、《新人》等。这使许多进步青年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 1918年春,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寄居岳麓山半学斋时,就产生过“新村主义”的设想。1919年春,毛泽东由京返湘后,又再度把这种设想草拟成“新村”计划书,刊登在《湖南教育》杂志上。他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同时湖北的恽代英、林育南等当时也深受“新村主义”的影响。“五四”后,恽代英曾在日记中写到“我与香蒲(林育南)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生活。所需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外处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室,工作厂。 对内如有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的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的事业,亦很要注意。我想,我们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兼营畜牧。这样做去,必然安闲而愉快。” 1920年11月,恽代英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还对新村主义予以肯定和赞赏。李大钊1919年10月也撰写过称赞“新村”的文章。但毛泽东等人还不是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评价:由上述可见,“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对中国进步青年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即使后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不小的影响。 (二)王光祈的“菜园”新村主义 他不仅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且是一些外来新思想的积极鼓吹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但他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王光祈所主张的不过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该国列宁等所奉行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利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利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王光祈的“菜园”蓝图:种菜2个小时,读书3小时,译书3小时。注重精神生活。分配上,菜园生活一靠种菜收入,二靠译书稿酬。稿酬一半译者津贴,一半充做公用。教育上,不仅实行自我教育,还要创办乡间学校以教育附近农民。 王光祈的菜园蓝图由于没有土地而没有得到实施。此后他将他的理想 转到城市,创办工读互助组。 (三)王光祈的工读互助主义 王光祈将菜园新村主义改头换面之后移植到城市中来,把它发展 为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在北京城里首先成立起工读互助团,进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新生活实验。他在1919年12月开始提倡工读互助主义及成立工读互助团的。12月4日他在《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说自己过去“注重乡间的新生活,今天我所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 他的主张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及一大批青年男女的响应。蔡元培写了带头文章《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他讲道“学会的会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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