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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伦理学冲突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也对经济学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思考，对于经济学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也有许多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再一次的审视和批判。本文尝试从经济伦理的视角，重新考察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关键词经济人假设斯密问题伦理学问题及其意义伦理学产生于生活，经济学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有其伦理学问题，可以也应该纳入伦理学的框架进行讨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有伦理学和经济学的两方面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可见从经济体和经济制度诞生以来，就离不开伦理学的问题。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有一点非常奇妙：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人类道德行为的动机是人的同情和利他主义；在《国富论》中，他却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人是利己的，是所谓理性的经济人。最为诡谲的是，经济学相信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能够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似乎是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神学话语。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全社会反而可以达到最优的配置条件。这个似乎和常识与直觉不符的结论却是经济学假设下得到的重要结论之一。从斯密的矛盾思想中可以看出，人是个非常复杂的动物，显然不是简单的利己或是利他这样的非黑即白的划分，世界也不是经济人自利、道德人利他的不可公度的截然二分世界。人性和社会都是复杂的，人人为己和人人为他都不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从历史上来看，似乎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反而倒逼了全社会所谓效用的增加。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并非人人均利己，那么，现如今的社会财富是否有一部分是产生于这种利他的增量呢？当然，此时的学科体系和彼时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在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是一个人文科学的学科，大量的数理方法并未引入，经济学和伦理学都意在解释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而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也恰好体现在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彼时，道德哲学几乎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政治学包罗万象，包括城府原理和政治制度、政治管理与商业、政府财政等等。有意思的是，现代数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正是根植于理性人的假设上，而一系列的实证结果又恰好表明其正确性——这是否有些循环论证，用条件来证实结论。我们讨论经济伦理框架下的经济人概念，实际上是在说，是否个人的利己会促使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德维尔提出“私恶即公利”。当人类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于物欲的追求可能暂居其次，人们更多地反观经济学是否能够完整的解释社会关系。也因此，考虑经济人的假设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人的完全理性利己是否可以促成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不是，那么利他心理会对社会福利有所改善吗？人性的假设在斯密看来，道德层面的利他和经济层面的利己只是出发点的不同，是导致同一结果的两种动机的差别，但他们的基本价值目标却是相同的。个人德行圆满的根本标志是“善功”，行为之善在于其合宜适当，行为之功则在于能够产生实际功效。因此，经济学和伦理学对于人性的看法也不是完全对立的。通俗来说，即使一个人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也并不代表他失去了道德准则而完全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可以说，理性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也可以增加道德成分，即遵守道德和社会规范会给主体带来更大的效用。无论是道德人还是经济人，都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道德不是要求人们不为自己全为他人，经济人也不要求人们全为利益。实际上，经济行为的交换本身就有两个主体的特点，因而也能够使得双方都得到满足。有人提出，人类的经济行为虽然根源于人的私利动机，但是和人的道德行为一样，也具有交换或者说交易的社会化特征。经济行为的社会交换是直接现实性利益的交换，而道德行为的交换则是间接的精神价值的交换。人类的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当中。这样来看，经济人和人性善恶也并非完全对立。人的“经济人化”本身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经济人的想法并非生来便内化在人的脑袋中。经济人的内心更是充满了焦虑，因此，未必所有人都会选择经济人思考方式，为善和修炼就是在于冲破这种物欲。经济学的另一个主题是物品的稀缺。萨缪尔森对经济的定义就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物品的稀缺产生于人类人性的一方面——如果没有人本身物欲的膨胀，也不会构成物品的稀缺，这是经济问题的表象。更加深层的问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是提升效率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合作，这表现为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市场理性到底是促进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和谐还是更大的竞争是经济研究的一个悖论。这就如同经济的“和谐与精密”总是和“失业与破产”相联系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没有解决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帕累托最优也只是静态角度的效率最大化，动态来看，甚至是一方主导的市场。市场经济能够生产出如此丰富的物品，但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它却无法解决人类的平等尊严问题。因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