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doc

主持人语:崇祯十七年(1644)，中国历史上演了“天崩地裂”的一幕。先是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随后满人率兵入关，明朝宣告覆亡。经历这触目惊心一幕的知识群体，事后无不在深刻反思，大明帝国究竟为何灭亡? 当时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其阐述可谓众说纷纭。若细究之，更多的还是将其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科举八股之习而导致士人学问空疏，缺乏实用的真才实学;二是门户与党争这一传统的官场病，致使读书人以及为官者为了小团体甚或一己的私利，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而置国事于不顾。诸如此类的反思，尽管尚不能道尽明亡的真正原因，然而其中所蕴涵的积极性却不容忽视。换言之，这是问题探讨的起始，进而影响到三百多年来学者对明朝灭亡的具体研究。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理论的引入，乃至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拓，今人关于明朝覆亡、以清代明这一朝代更替的研究，已是新见迭出，分析更为透彻。举例来说，通过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两者关系的探讨，系统阐述明亡清兴的历史演变过程;地理或者说自然环境的变迁，对明清易代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即使对政治领域的关注，也从新国家控制理论的角度，对其相关的研究领域作了诸多理论上的翻新。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一则阐述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崛起之间的关系，指出明末东北自然灾害的频繁，既成为建州女真崛起的契机，更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因素之一;一则论证明代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关 系，从两者关系的演变，揭示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历程。就前者而言，东北女真族的崛起，显然已经决定了明朝覆亡的历史命运;就后者而言，政治的逐渐浊化，或者说言官与阁臣之间形同水火之势，对于明亡之责，确实难辞其咎。所有这些，无不都是较为有益的探索。至于其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则有待于读者或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论定。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摘要: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关键词:明代;言官群体;阁臣;皇权;权力制衡 在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言官和阁臣是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学术界对明代监控体制和内阁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①，但对言官与阁臣两个官僚群体的互动，却缺乏整体史的研究。本文拟 ①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张薇:《明代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治安:《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年版;王其集:《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以言官为主导，就二者在整个明代的关系作一梳理，从动态方面说明言官在权力制衡中的作用，并揭示明代政治的若干特色，敬请方家教正。 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在机构设置上，主管行政的永相和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相反相成，相持而长，其要旨在于保证御史大夫监察制衡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承相的作用。明代在官制设置上也有类似意图，明初“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领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仁1]a239.ft武二十八年六“己丑，在分权原则下，让各机构互相牵制，彼此制约。不过，虽然言官的监控制衡作用依然被突出，但和秦汉相比，明代中央机构的最主要特点是没有垂相。因此，欲阐明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需先对阁臣法律上的地位和事实上的职权加以说明。 在法律上，明代内阁本职，不出翰林侍从之业，其所掌仅为票拟旨意，备侍从顾问而已，与宋代以前宰相有独立地位，可以决定国家大政之权，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内阁的权势逐渐发展，从初备顾问、视制草，到代皇帝票拟旨意、参与庶政，再到裁决机宜，终至无宰相之名而行相权之实，压制六卿，为机枢政本之地。由于阁臣没有法定权力可以总揽朝政，而欲在实际运作中做到政由阁出，必须和言官打交道。“有明一代，足以影响朝廷行事，而令执政最为棘手者，一为阉寺，一为科道。……科道为君主外廷耳目，掌握言路，阁臣如经常遭其抨击论幼，亦难以展布。9f[2]269随着阁臣权势的涨落演变，围绕权力和利益，言官群体与阁臣的关系，在明代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仁、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