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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Death of a Pig1947年秋九月中旬，我陪一头患病的猪呆了几个日夜，对这段时光我觉得必须有个交代，尤其是因为那头猪最后还是死了，而我还活着，事情本有可能正好相反，那样的话，便没人再来做这番交代了。即使是现在，事件刚刚结束，我的时间观念已经模糊，说不清死亡究竟是发生在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晚上。这种恍惚让我惊惧自己的衰老，倘若我的身体还好，我会知道我在它的身边坐了几个夜晚。 春季花开时节买一头小猪，喂养一夏一秋，严冬来临时宰杀它，我对此习以为常，也是恪守古制。大多数农场都在上演这出悲剧，决不改窜最初的脚本。宰杀既有预谋，自然属于一级谋杀罪，只不过它做得干净利索，又有熏腊肉和火腿拿来谢幕，很少有人管它合适与否。 时不时地，事情会出点岔子——某位演员忘了台词，整台戏都砸了，演不下去了。我的猪用餐时干脆没有露面。惊慌迅速蔓延。悲剧没有按它的经典套路发展。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这头猪的朋友和医生——一个拎了灌肠袋当道具的滑稽角色。第一天下午，我就有了预感，觉得这出戏怕是再难照常演出，如此一来，我对猪生出了无限同情。再往下就成了闹剧——手忙脚乱的治疗过程很对我的老獾狗弗雷德的胃口，它也加入值更，帮我叼灌肠袋，等一切都结束后，还引导了下葬。我们把尸骸滑入墓穴后，不禁悲从中来。我们缅怀的，不是火腿，是那头猪。无疑，它对我是很珍贵的，倒不是因为在一个饥饿的年代里，它意味着一道难得的美味，而是因为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上，它也跟着吃了苦头。不过，我的故事已经说颠倒了，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的猪舍位于宅子南面荒芜了的果园的底端，猪就养在一处废墟上，那里曾用作冰窖。圈栏阔大，由着那些猪随意走动，一棵苹果树探过篱垣上方，为它们遮荫。对一头猪来说，想必不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或至少，从未见哪头猪要求过。冰窖中的锯末，猪拱起来很舒服，还可以当作温暖的睡榻。不过，我那头猪生病时，锯末就有了嫌疑。一位邻居说，他认为清新的泥土对猪更好些——同样的道理也见于土豆栽培。他说，锯末可能有损健康，他一向讨厌锯末。起初，我是在下午四点，注意到那头猪有点儿不对头。它没有在食槽前露面，享用晚餐，一头猪（或一个孩子）如果拒绝晚餐，任何一家人，或一冰窖的活物都会心生凉意。猪四肢摊开，躺倒在猪舍的锯末上，我检查了一番后，走去抄起手摇电话，摇了四下。是达默隆先生接听。“猪病了该怎么对付？”我问道。（乡间电话，从不需要通名报姓，那边的人从声音和问话的内容上，自然知道对方是谁。） “这我可说不好，我从没碰上过病猪，”达默隆先生说，“但我很快能打听清楚。你先挂上，我打电话问亨利。” 五分钟后，达默隆先生回话了。“亨利说让它平躺，给它灌两盎司蓖麻油，或是菜油，如果还不顶事儿，再灌肥皂水。亨利说，他敢保证，那猪八成是撑着了，就算他说错了，这样做也没什么坏处。” 我谢过达默隆先生，没有径直奔回猪栏那边。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思索了一会儿眼下的麻烦，随后站起身，来到谷仓，随手忙些早先撂下的零碎活计。我下意识地将本该做的事情推后了一个时辰，因为只要去做，无疑就是承认我的养猪事业失败了；我不喜欢有什么麻烦，打扰了定时喂养，逐渐长膘，乃至日复一日的平稳交替。我不喜欢受打扰，不喜欢蓖麻油或菜油，不喜欢偏离正轨。我只想不断地喂猪，上顿接着下顿，从春到夏，由夏入秋。我甚至不知道家中有没有两盎司蓖麻油。 五点钟刚过，我忽然记起，当天晚上，我们应邀出外用餐，如果给猪灌肠，必须得抓紧时间。饭局似乎总是跟我发生冲突：我迁入了一个没有章法的社区，常常有一两个星期，没人约我吃饭，我也不请别人登门，但每当有个聚会，我又受到召唤时，必定凭空出点乱子，（通常是提前一两个小时。）以至一切人际交往都显得不合时宜。我开始相信女主人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们像是故意在猪出了毛病或是别的什么出了毛病时安排酒宴。无论如何，五点已经过了，我知道我不能再回避那残忍的时刻。 儿子和我拿了一小瓶蓖麻油和一段晾衣绳来到猪舍，那猪已经来到棚外，萎靡不振地站在圈栏中。它懒懒地招呼了我们一下。我能看出，它感到很不舒服，彷徨不定。我拿晾衣绳来，本想或许得捆住它（猪的体重超过了一百磅），但始终也没用上。儿子弓身抓住它的两条前腿，迅速将它翻倒，它张嘴号叫，我连忙把蓖麻油灌到它嘴里——口腔是粉红的，满是皱褶，我从没有见过。我刚刚来得及瞥一眼瓶子上的标签，瓶颈已经进到它的嘴里。标签上写的是“纯而净”，猪的号叫声给蓖麻油呛住，固定在歇斯底里般的高音区上，好像正在遭受酷刑，但也没有持续多久，叫声戛然而止，放开它的前腿后，那猪站立起来。 它躺在地上时，嘴角被迫朝两边咧开，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站起身后，它恢复了一头猪甚至在生病时也凝固不变的笑模样。它站稳身子，轻轻嘬了嘬蓖麻油的残留，有几滴蓖麻油从它唇上滴下来，它狡黠的双眼转向我，在纤细的睫毛遮挡下，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