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解决我国富差距过大的问题.doc

如何认识和解决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省（自治区、直辖市）是最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3倍。有关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3％。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家庭中，其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有专家测算说，在全部居民储蓄存款中，也存在“二八法则”，即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全部款量的80％，而其余的80％人群才拥有全部存款量的20％。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为1：2.9；2006年扩大到3.3：1，而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分析，该比率一般低于1.5：1，极少有超过2：1的国家。 3.地区间差距扩大。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比从2001年的4.18倍增加到2006年的4.61倍。2006年与1980年相比，东部地区市民人均收入增长与西部地区相比，高低扩大31.88倍，绝对差扩大了32.04倍。 4.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6年又上升到4.63：1。 四、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1.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措施，实行城市优先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由于工农“剪刀差”的存在，以及薄弱的农业基础，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这便导致了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镇，企业制度的创新、分配制度的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先行的农村改革却明显滞后，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滑。城市化水平还偏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长期以来，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了劳动要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合理流动，使居民不能通过变换地区来缩小收入差距。 3.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一，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而引发大量寻租行为的存在。在市场经济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权力和资本最容易结合起来参与分配，它导致的收入分配悬殊化程度最高，同时触发了大量寻租现象的存在，已经侵蚀了社会的“健康肌肤”。第二，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健全，导致了居民收入的非透明化、非制度化、非稳定化。在人们的实际收入中，制度性的工资收入常常处于次要位置，而其他的隐性收入往往占据了主要位置。非制度收入和非法收入的较普遍存在，以及实际收入水平的不可测算，必然严重影响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直接影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结构。第三，垄断性行业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它们对公共资源的独享，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的分配不公，进一步使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 4.东西部之间差距悬殊。第一，东西部不等价交换。按照国家部署，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多步到位的价格双轨制，东部地区以市场高价的工业制成品与西部计划低价的能源、原材料相交换，据估计，西部每年约有超过1000亿元的利润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形式流向东部。第二，西部地区治理环境成本加大。按照梯度战略的格局，东部以低廉价格拿走西部的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又返回西部换取高附加值，却给西部留下严重的污染和恶劣的生态环境。在当时缺乏补偿政策的条件下，治理生态环境的巨大费用显然拖住了西部经济发展的步伐。第三，优惠政策。东西部悬殊的体制和政策落差所形成的吸盘效应，导致西部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江春水向东流”，西部这种总体资源的大量流失，在统计上是反映不出来的，极大地制约了西部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差距。 5.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原有的宏观调控体系难以发挥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健全，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大。一方面，高收入调节不到位。主要原因是税收征管体制不健全、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功能、税收征管手段乏力。这必然会导致高收入群体中的“逃税”现象。另一方面，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尽管已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等制度，但投入严重不足，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占我国人口75％以上的农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条件享受社会保障。 五、适度调节基尼系数，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