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后央地关系改革效应.docVIP

十八大后央地关系改革效应 唐昊：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的反腐败之所以能够打到空前多的“大老虎 ”，都是通过党内纪律的方式来进行的，如“中纪委调查”“双规”“中央巡视组”等。党内权力问责成为中央主动打破“地方集权”的主要手段。 ????观察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央地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对地方塌方式腐败的打击、简化审批制度改革等系列措施的施行，塑造着新的央地关系格局。 ????央地关系的改革关系着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大国的现代化转型。凤凰财经特邀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唐昊，解读央地关系目前存在的困局，指出央地关系改革下一步的方向。 ????唐昊，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富布莱特学者、专栏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利益集团政治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等。 ????三大举措意在改革央地关系 ????在中国，由于党内组织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所以中央对于央地关系的调整一直握有主动权，并可根据经济发展、社会政治需要而对地方进行周期性的权限收放。十八大后，中央对于央地关系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延展到人事权、事权、财权等方面，使得中国的地方治理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回看过去这三年，中央在央地关系方面的改革主要采取了党内问责、虚省强基、财事平衡这三大举措： ????加强党内问责主要针对的是地方“分散集权”的传统。所谓“分散集权”指的是在中国的层层向上负责的体制下，容易在地方形成以党政一把手为核心的权力依附关系，对上挑战中央政策权威，对下不利于社会成员权益的实现。在近年的腐败案件中，窝案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说明权力依附关系的盛行和地方贪腐的集团化趋势。十八大后的党内问责形式主要是反腐败运动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中纪委的角色和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截止目前共揪出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100多人。中央通过“打老虎”的形式，同时打击了地方大员们的权力尾大不掉的现象。并重新强化了对地方人事权的掌控，破除了某些地方的权力依附关系，有利于在权限收放的过程中树立中央权威。同时反腐败之后在省级领导岗位上空出了大量位置，为中组部对省级干部的调整提供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的反腐败之所以能够打到空前多的“大老虎”，都是通过党内纪律的方式来进行的，如“中纪委调查”“双规”“中央巡视组”等。党内权力问责成为中央主动打破“地方集权”的主要手段。 ????而虚省强基指的是虚化省级权力、放权市县。其针对的是过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省一级，造成省级负担和中央政令不通的现象。所以，在“打老虎”和人事调整进行到一定程度后，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针对中央、省、县市三个层级的事权问题进行调整。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央地关系改革文件。这份文件定下了虚化省级、放权市县的基调。因为以往地方“分散集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权力向地方主官的层层集中，最终集中在省一级。而在《决定》中则将省级事权限定为“统筹协调”，与以往依赖省级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显然不同。与此同时，《决定》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即将立法权向市级层面下放。更为明确的则是省管县和市代县的改革，也开始强化县级权力，特别是县政府行政执法权。2015年初习近平更罕见地在全国县委书记培训班上讲话，直接面向各地的“县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以往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直管县”的传统，但完全可以预期，市县一级将成为未来中央推动改革深化的重要抓手。这明显是针对省级层面的“地方集权”而采取的举措。　　 ????而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则是改革1994年分税制的一个重要信号。自分税制实行以来，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方面存在严重倒挂的现象。即中央占有更多财权、地方则占有更多事权。两者的不匹配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在中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中央占有税收上的优质税源。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基本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省以下政府组织基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其收入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实情自主决定，造成财权划分极不规范，财力过于向中央集中，事权或支出责任却集中在地方，造成今日地方债务、土地财政，县乡财政日益困难的局面。为解决财权与事权的不平衡，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将从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三大方面全面推进。2015年年1月1日新《预算法》实施，相比以往，新修改的《预算法》由79条增加至101条。这些举措都意在“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同时，2013年以来国务院进行了大面积的简政放权，下放到基层的权力动辄数百项。这些改革意味着着事权下沉趋势明朗化，审批权力还给市场。这不仅顺应了公共事务管理改革的“小政府”趋势，也将更多的经济权力从地方政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