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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国家中心城市布局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凯 徐辉来自?澎湃研究所 自去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政府、学界与社会舆论对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尤其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中心城市，更是各媒体、自媒体广泛关注的对象，两两城市相互比较的言论往往牵动大家的神经。诸如，媒体总提到，北上广深是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已跻身全球城市顶端行列，某某城市提出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等。 如今，对“一线城市”、“全球城市”已有较为清晰的论述，那么，这个“国家中心城市”是啥？本文将在明晰此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布局，提出学术见解。 概念由来：早在2007年原建设部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在其名词解释中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对外门户，表现为全国层次的中心性和一定范围的国际性两大基本特征。规划提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个城市为国家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对应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城镇密集地区，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地域，是国际交往的国家门户，同时也对所在区域（跨省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影响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规划并没有考虑港澳台地区。随着中国总体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城市也有可能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范畴。 为什么要提国家中心城市？ 2015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城镇化发展进入到高速增长的中后期。城市，尤其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大的中心城市，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的“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顶端”城市，其区域布局事关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首先，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社会文化与科技教育等交往活动日趋频繁，故而需要首都及其若干具有国际化担当的城市与全球其它城市进行密切交流。如当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正在带领三个沿海城镇群地区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带动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系。 其次，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同步发展，并推动区域的创新转型。 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这个时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需消费增长、科技与文化创新发展、提高城市发展品质，改善城乡二元关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这些重任需要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创新能力高的国家中心城市来承担，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需要有此担当的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对国内的战略资源、高端生产要素配置，如国企（央企）总部、民企总部及地区分布、研发部门等战略选址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并有助于缓解经济资源向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过度集中的压力。 从历史长河中找线索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大一统时期，还是分裂对峙时期，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始终表现出多中心发展态势。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交通和人口等方面指标综合分析，我国古代中央王朝统一时期，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城市保持在8-12个左右，分裂时期也保持在5-10个左右。而在近代民国1927-1947年间，也先后设立了12个院辖市（直辖市）（中华民国的院辖市（直辖市）源于中华民国政府于1921年颁布的《市自治制》中的特别市，1930年施行《市组织法》将其改称为院辖市，参见维基百科“直辖市（中华民国）”词条），作为统领各大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 秦以来的都城分布 新中国成立前30年里，我国宏观经济和城镇布局，深受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影响。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商业与交通运输指标比重占据全国较高水平。但是，由于该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受制于各省市区的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相对封闭，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尚未有具备全国经济影响力的城市。横向来看，当时的天津、广州、武汉、成都、兰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实力较强、人口规模较大；而太原、包头、鞍山等城市也具有相当突出的区域性生产组织中心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口导向战略下的沿海工业化、城镇化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式经济体系，跨区域的产业经济联系加强。沿海的低运输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带动了工业资本聚集，从而推动一批城市人口加速增长。 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2014年三大城镇群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7.5%左右，就业人口占全国的29%左右，流动人口占全国的43%左右，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全国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