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docVIP

“空间”批评及其可能性 ——以薛燕平《琉璃》为例：空间型小说与“外面之人” 葛红兵 空间不仅是存在的容器，还是存在本身：它对存在具有奠基作用，所谓的“存在”就是出场，所谓“立场”是在场者立于场中的位置，所谓“观点”是在场者观察场域的出发点，所谓“地位”是共在者在场中的相互关系……一句话，存在奠基于空间，受空间规定。按照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观点，传统国家（State）是建立在血缘联系和空间地缘上的共同体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著，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P4 （而Nation则是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或曰市民构成的，破除了等级制度，将之做了民主化、自由化、个人化改造之后的产物），可见空间在传统国家政治中承担者极其重要的功能——空间充满传统国家赋予的政治属性。 一、 在薛燕平的新作《琉璃》中，我??可以看到这样三个主要空间： 胡同 乡村 校园 胡同是《琉璃》的主导空间。乡村和校园分别为胡同的“流放地（受难地）”、“理想地（升华地）”，受到胡同驱逐的去乡村下乡，下乡者无一例外渴望回到胡同里来，而在胡同里的又渴望通过升学考试，离开胡同，去理想之地校园，“胡同——乡村——校园”构成了一个空间的三角关系，它是“人间——地狱——天堂”三角关系的隐喻。 胡同里出生的小说主人公老二被下放到乡村（放逐之地）之后，努力的目标是回到胡同（人间生活空间）；而留在了胡同里，没有下放、被逐的大玲，她的目标则是通过考试去校园（理想空间），她考试成功，如愿以偿地去了校园，离开了胡同，不幸的是，最终她又因生活问题被理想空间驱逐，只能再次回到胡同里来。从放逐之地回胡同，老二是主动的，而从理想之地回胡同，大玲却是被迫的，和大玲一起考上大学的吴蔷、杨小宁、建平，离开胡同之后，就不再愿意回来，建平离开胡同上了北京大学之后，几乎和胡同断绝了往来——他甚至不愿意回来看看依然在这里生活的哥哥和奶奶等亲人，就是例证。这说明了胡同作为空间的政治属性：它在乡村等放逐空间之上，在校园等大院上层空间之下，在上、中、下共和国三个等级化空间之中，它居于中间环节。这种等级结构规定了它的“中间态”、“过渡态”空间属性：它是被逐者日思夜想的人间家园，又是身居其中者渴望逃离的低贱贫瘠之所——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国家政治赋予空间的三层等级结构。小说的结尾老二到香港继承遗产并讨论拆迁和卖掉胡同居所，胡同的消失意味着随着中国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带来了空间的现代化——胡同空间作为一种政治等级空间的意义正在消失。 在薛燕平的笔下，胡同这个空间是由两位老年女性“执掌”（我这里所说的执掌并非“执掌”，后者的意味有主动掌握、缔造等隐含含义，而在我看来，姥姥和奶奶们并不能充当这种主动者的角色，他们更多地是被动掌握、代表、延续某种既有的空间秩序，简单地说胡同空间缔造了她们，她们则又反身成为其延续者）：老二奶奶，大玲姥姥，二老又非常奇特地都是丧偶的寡居老人。这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的贾母，曹雪芹为什么设置贾母为大观园的执掌者？也许日常生活的执掌就是应该如此，它游离在主流政治力量之外，也游离在男权之外，应该由女性执掌，它具有日常生活中心的属性，而对政治有天然的偏离。胡同作为空间的“政治属性”和大观园有相当的相似性。胡同具有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特点，在国家政治格局中是比较边缘的空间，它的一部分属性是游移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薛燕平的笔下，胡同可以收留被主流政治驱逐的人（大玲怀孕被学校开除回来），它比主流空间（学校、军队、政府大院等）宽容，这种宽容，一方面可以说是它有容乃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它藏污纳垢的一面——这里也生活着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极其贫乏的“外面之人”——那种没有灵魂，或者缺乏灵魂反思的人物。其实老二就是这样一个人。 胡同作为生活空间它保留了某种民间生活的传统质素，不仅它的现实生活流是由女性执掌，物质的层面由女性长者（奶奶和姥姥）控制，其实，它的精神层面，道德观、生活观、生命观等等，都由老一辈女性执掌——奶奶和姥姥具有某种双重的权威，这是胡同作为特别空间能够保留社会传统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薛燕平对这种传统的钟爱和重视，这里的屋子、树木、食店、委托行等等，有形的，她描摹复原得那么细致，而吃的方式、住的格局、食店的开法，人物的言语（甚至包括骂人的言语）都一一描摹。我们看到，作者对这种老派生活的物质层面很精心，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物质的实在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它的内里，胡同这个空间的内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它的开放和封闭、它的缓慢的新旧演替，等等，作者对它的运作的节奏和规则的揭示也很精心——她是在展示和挽留一种生活样态——只有在北京的